面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跨國企業在制定投資決策時如何平衡風險和機遇？

博鰲亞洲論壇2025年年會正在海南博鰲舉行。羅蘭貝格全球管理委員會聯席總裁戴璞（Denis Depoux）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全球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正深刻影響跨國企業的決策動力。

他表示，在缺乏明確政策框架的情況下，企業難以作出長期決策，只能“觀望”。“以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為例，諸多工業巨頭基于該法案規劃的在美投資項目，但如今這些項目均處于不確定狀態，資金前景不明，無法確定能否繼續推進或增加投入。作為投資者，若已投入數十億美元，這種局面無疑是壞消息。問題不在于你能否采取何種行動，而在于身處這種模棱兩可的狀態，難以準確預判最終結果。”他稱。

特朗普關稅與海外投資

第一財經：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帶來了顯著的不確定性。這將如何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

戴璞：首先，關稅政策本身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中資企業，都不樂見關稅的增加。關稅壁壘將直接提升進出口企業的運營成本，而這類成本并非總能完全轉嫁給終端消費者。這種情況可能引發兩種不利后果：若企業選擇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將推高通脹水平——當前美國已出現這種預期，并將促使美聯儲采取相應政策應對；若企業自行消化成本壓力，則將顯著壓縮利潤空間。

在后一種情況下，部分出口商可能被迫尋求替代市場。以中國出口企業為例，我們觀察到其正在向歐洲及其他亞洲出口市場轉移。若美國持續加征關稅，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其他經濟體相繼實施貿易限制，最終可能演變為全球范圍的貿易沖突。歷史上，1929年大蕭條之后曾出現類似模式。這是我們希望竭力避免的局面。

其次，關稅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可能比關稅本身更為嚴重。這已成為近期美國政策的顯著特征——政策宣布后又很快撤銷，計劃變幻莫測。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將4月2日稱為“解放日”，但具體細節尚不明朗。歐洲企業及其領導層對此密切關注，但此種不確定性正迫使投資者采取觀望姿態。

不確定性本身即是一種代價。近期有投資銀行測算，僅不確定性這一因素就可能導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減少0.5%至1%。

第三，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對美國經濟信心指數產生顯著負面影響。當前美國消費者信心已降至低谷，并可能出現年內需求持續疲軟。這種態勢對美國經濟構成挑戰。同時，如果美國需求減弱或增長放緩，哪怕并非全面衰退，也會對全球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盡管如此，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本土企業及在華跨國公司在應對關稅挑戰方面已做好一定程度的準備。自2018年首輪關稅實施以來，相關企業已對此有所預期。即便關稅水平進一步上升，雖可能超出當前應對能力，但仍在可預見范圍內，其影響可被逐步消化。相比之下，政策不確定性及美國需求疲軟等系統性風險更難應對，其潛在負面影響更為顯著。

第一財經：你曾建議中國領軍企業應當通過國際化戰略提升定價權。在當前充滿政策不確定性的環境下，這是否仍是推進海外擴張的好時機？企業應如何應對這種不確定性？

戴璞：市場開拓并不存在絕對的好時機或壞時機，這要求企業必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實現目標。雖然某些時期風險系數確實較高，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是錯誤的決策時機。因為在不確定性存在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各國對新增就業和外來投資的實際需求。歐美也同樣需要外國投資。

而一些企業的投資可能格外受到歡迎。以汽車產業鏈為例，中國企業要想在歐洲市場取得成功，就必須實施本土化投資戰略，這可能涉及多家中國企業的協同投資，包括整車制造商、各級供應商及其配套企業。這類投資將受到當地歡迎，因為它能創造就業機會、帶來知識產權，并實現附加值的部分轉移。

看好亞洲市場前景

第一財經：眾多企業決策者持續看好中國市場前景。你對中國市場也表現出特別的關注與信心，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戴璞：原因非常簡單。作為企業決策者，當我們審視全球市場格局時會發現，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速長期保持在美國的兩倍水平，而美國增速又是歐洲的兩倍。作為歐洲人，我雖對此發展態勢有所感觸，但商業決策必須基于客觀事實。若以市場規模擴張為目標，全球化布局勢在必行，而亞洲市場尤為關鍵。

更值得關注的是，以中國企業為代表的亞洲企業正在多個技術領域建立全球領導地位。實際上，整個亞洲都迸發著創新活力——亞洲地區正成為全球創新的重要策源地。我的觀察不僅限于中國，而是整個亞洲地區。以東南亞為例，該地區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表現遠超預期：按經濟體量比例計算，其專利數量已超過歐美，獨角獸企業密度高于成熟市場，科技人才儲備比例也遠超其全球經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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