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前，江蘇省啟動試點“綠電直連”的消息在能源行業內持續發酵。長期以來停留在政策鼓勵層面的綠電直連，開始邁進實質性的落地階段。

根據江蘇省發改委2月下旬印發的《關于創新開展綠電直連供電試點項目建設工作的通知》，將在全國率先啟動由電網企業統一規劃建設連接電池企業和綠電電源的綠電專線的創新試點，首批入選企業為常州時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

在我國，綠電主要指風電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直連”綠電則是由專線將綠色電源“點對點”輸送給特定企業。這項在物理上綁定綠電生產和用能需求的供電模式，本意是為解決面向海外市場的綠電溯源問題，但因其創新的供電模式而引發了外界對“擺脫電網定價”“降電費”的諸多揣測。

消息一出，不少市場人士直呼振奮“綠電直連的時代就要來了”。其核心理由有兩點：綠電直連既能夠應對國際市場對清潔能源的要求，避免國際規則下碳排放核算爭議，又能夠通過減少輸電距離和降低損耗來壓降電力成本。

多位資深電力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江蘇的試點是應對綠電物理溯源的有益探索，但上述觀點過度夸大了綠電直連的優點和影響范圍，存在認識上的錯位。“綠電直連具有綠電靠近消納的地理局限，電網企業也不是沒有門檻誰來都允許的。即便滿足這些條件的個別企業拉了直連專線，用電的成本究竟是降低還是抬高、歐盟的準入是否會因此放開，這兩個問題目前仍都要打上問號。”

電價會“降”嗎

入選江蘇綠電直連試點項目的首批企業中，五家均為電池企業。分地區來看，常州和蘇州各有一家，其余三家均在鹽城。

從供給端來看，本次江蘇試點城市的選擇頗有講究。作為江蘇省海岸線最長的地級市，鹽城豐富的風能資源使其成為長三角地區首個“千萬千瓦新能源發電城市”，目前新能源發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高達六成以上。此外，常州和蘇州常被冠以“新能源之都”的稱號，可見其產業和資源稟賦。

一位接近鹽城發改部門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綠色電力資源是當前地方招商的重要招牌，對于很多出口型企業來說相當有吸引力。目前個別項目正在探索不經由電網而是作為孤網接受綠電直供，這可以有效應對歐盟對碳足跡的范圍認證約束，但前期投資將會比較大，目前多方正在協商其中的利益機制。

在傳統的用電模式中，用電方直接從電網購電，繳納的電費覆蓋了發電側的上網電價、輸配電成本、上網線損、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和其他費用。電網企業根據“合理成本、合理盈利、依法計稅、公平負擔”的原則制定電價。

綠電直連的模式意味著發電側到用電側拉了一條專線實現“點到點”的物理連接，誰來為這段線路的投資買單、誰來為電力系統額外承擔的穩定和安全成本買單，始終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此次江蘇綠電直供方案的一大亮點正是“由電網企業統一規劃建設”，這意味著電網和用電企業必須算清這筆賬。

在江蘇綠電直連試點公布之后，市場熱情明顯增加，不少生產企業向綠電企業和第三方機構發起咨詢，在某新能源企業擔任相關業務負責人的何銘（化名）對此感受頗深。在何銘看來，外界對綠電直連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很多企業談到綠電直連有一種盲目的自信，經常把做直連和降電費等同起來，但是實際上這兩者沒有直接關系。相反，企業可能會為此付出綠色溢價。”

嚴格意義上來說，“綠電直連”是由專線將綠色電源“點對點”輸送給特定企業，但這在國內的實踐案例極少。近年來在全國多點開花的零碳園區則是由專線將綠色電源“點對多”輸送給特定園區內的特定企業，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上的“綠電直連”。

何銘告訴記者，以此前零碳園區的建設經驗來看，目前綠電直連模式并不存在技術上的難題。其中的關鍵環節是，在電網主干網絡之外打造35千伏以下的配網，通過把匯集到國網變電站的綠電專線輸送到園區企業，配套新型儲能電站進行調峰，如此源網荷儲一體化布局就能實現綠電可溯源。

“現在國內很多公司已經可以實現園區內的所有電力可控，也就是說，當風光出力不足的時候，能夠把有限的綠電通過微網送到真正有需求的工廠屋頂或者用電負荷上，應對特定工廠的特定批次產品出口的碳足跡要求。核心的問題是，這個商業模式能成立嗎？”何銘說。

這個疑問源于綠電帶來了額外的成本，而收益能隨之增長多少還存在不確定性。何銘介紹，從大電網上取電和直連最大的區別，是后者需要專門的配網線路和變電站。如果這條線路是由電網企業來投資建設的，用電方仍然要交基本電費和過網費等，按照購售電交易模式要到省級電力交易中心備案，之后再拿綠證。如此一來沒有改變原有的電力機制，因此電價基本與之前一致。如果企業希望自己投資建設從而降低電費成本，即便企業自己愿意負擔，電網企業也不一定會同意。“電網的邏輯首先是你是否真的需要新建配電線路和變壓器，如果這里已經有了，重建一條就是浪費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你自己可以投，但是電網的責任和義務也要撇清，而現實中企業很難承受沒有電網兜底的結果，所以這條路很難走通。”

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秘書長彭澎分析，綠電直連模式中電費的結算方式是外界最關切的問題，而公開披露的細節還不明朗。比如，過網費可能取決于配電線路由誰出資建設，是企業、電網還是第三方。如果是由電網出資，那么企業可能會單獨交這條線路的過網費。電費中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目前看來電力用戶需要繳納。而系統平衡的費用處在模糊地帶，從公平的角度，用電企業也需繳納。綜合來看，綠電直連的成本并不見得會低于電力市場的綠電交易成本，這取決于線路遠近及費用如何核算。

公平與安全

第一財經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目前江蘇有關電網企業已經在電池企業綠電直供技術規范和交易條件草案中提出，試點遵循“統一規劃、試點先行、經濟合理、社會公平”的原則。綠電直連試點中，連接電池企業和綠電電源的綠電專線應由電網公司投資建設。綠電直連試點中的電池企業應按照全部用電量和接入系統電壓等級，按照相關政策法規足額繳納輸配電費、系統運行費、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費用。

盡管最終方案還未敲定，但為何拉了專線供電，卻依然需要繳納電費中的附加項目？

在多位資深行業人士看來，這既要回歸到經濟公平負擔的原則，更涉及電網的電力安全和企業的生產安全。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無論是零碳園區還是源網荷儲一體化，目前主打“綠電直連”的商業化項目幾乎都做不到完全的離網運行。這主要是因為風光等可再生能源天然帶有的間歇性和波動性，為了保障產線的平穩運行，項目不能擺脫對大電網補充電力的依賴，相當于把大電網作為一個備用的“充電寶”，隨用隨充。

浙江省一位地方電網企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果用電企業不承擔發電和配電以外的費用，那么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在侵占“公共資源”。他解釋，雖然這類項目建設了自己的綠色電力直供專線，但是為了保障企業的用電安全，大電網依然需要給其配備相應的火電等靈活性資源作為該項目的備用電源，以及備用線路和變電站。而這些電源和電網的投資都會均攤到全體工商業用戶的電費中。由于這類項目主要使用自己的直連電，僅有少量電是從大電網購買，那么這部分備用成本就需要由其他工商業用戶來分攤，有違公平負擔原則。

另一個關鍵點在于安全。這決定了電網企業不會輕易允許用電企業或者第三方來建設電力線路，也不會放任用電企業從電網的取電出現大幅偏差。

何銘解釋，電網的線路建設有其自身的標準，承擔著保供電、保安全的重要責任，因此成本也會高于一般市場上其他公司投資的線路。如果由其他公司進行建設和維護，一旦出現紕漏將會直接影響該用戶甚至整個供電區域的電力供應，這種“失控”的風險難以估量和承受。

對于用電企業來說，安全生產同樣重要。行業人士表示，對于電池這類有出口需求的生產型企業而言，設備精密度和產品一致性對電能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擾動大一點就會對機器和生產造成影響。面對風光這樣“看天吃飯”的不穩定電源，企業要么選擇配備足夠的儲能或者應急電源來滿足生產，要么在風光出力不足時及時從電網上獲電。前者的成本相當高昂，這也解釋為何目前國內的離網項目多出現在海島以及生活用電領域。一旦從電網獲電，電網則需要結合企業用電情況作出準備和調度，對應的，用電企業也需遵循電網的規則，共同保證電力系統的實時平衡和穩定供應。

多位此前曾參與綠電直供項目或者零碳園區建設的行業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盡管在全國的某些省市存在由地方企業或者發電企業代建電力線路的案例，但這些個案存在較大的特殊性，與歷史遺留問題和區域電網的影響力有關。就全國范圍內更普遍的情況而言，不改變電網架構、不改變綠電交易和結算模式，是保障經濟公平負擔和企業用電安全的重要背景，也是目前綠電直供能夠試點推進的前提。

國際市場“認”嗎

用電企業為直供可能要花費更多的資金，電網進行了專線建設和改造可能會增大支出，政府在其中協調各方也付出了相應的努力和代價。這一切的目的幾乎都指向滿足國際市場對碳足跡的認可，從而便利產品出口海外。

當前，綠電直連最強烈的推動力來自應對歐盟的出口挑戰。2024年4月，歐盟公布《歐盟電池與廢電池法》下的電動汽車電池碳足跡計算規則草案內容顯示，目前歐盟認可的電力碳足跡計算模型僅有按照國家平均電力消費組合計算與直連電力兩種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歐盟至今未發布最終稿，因此草案是否有變動仍未可知。

北京電鏈科技雙碳事業部總監、中國碳中和50人論壇特邀研究員鄭穎，從2020年起持續跟蹤歐盟電池法案的制定過程。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化解歐盟電池法案對我國相關行業的風險，必須要理解歐盟當前對其規則設計的原因。電池法案是歐盟循環經濟行動計劃下的重要政策之一，而循環經濟行動計劃是歐盟綠色新政下的重要戰略，其目標是推動歐盟向循環經濟轉型，減輕對自然資源的壓力，并創造可持續的增長和就業機會。

“新電池法案是在循環經濟行動計劃下，說明了它本質上不是一個直截了當地促進技術減排的政策，而是一個帶動產業發展的政策。因此，歐盟對于電池法案，以及電池法案下的碳足跡的核算定位，不是讓各大電池廠商和車企去為生產國的減排做貢獻，而是從保證歐盟自己的供應鏈安全出發，通過設置相關壁壘，一方面扶持歐盟自己的動力電池廠商發展；另一方面，讓全球的動力電池廠到歐洲建廠和生產，建立資源循環和可持續利用的電池產業鏈，為歐盟的綠色發展和工業競爭力打下基礎。”鄭穎強調。

她有兩個預測：一是電池法案碳足跡的電力規則在國家平均電力消費組合計算與直連電力兩者之外，能否還有其他選擇，主要取決于歐盟內部如何平衡各個國家的產業利益；二是當國內許多企業在通過綠電直連等方式費盡力氣滿足碳足跡的要求之后，歐盟也許還會從工具箱里掏出新的政策工具，從而實現歐盟要保障自身供應鏈安全這個戰略目標。

多位資深行業人士向記者表達了與鄭穎類似的觀點。另外何銘提到，目前試點中的零碳園區或者綠電直連，僅僅實現的是產品生產中某一段的零碳，而不是從原料到成品全生命周期的零碳，究竟這能為產品出口贏得多大的利潤空間，仍是未知數。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外界過度放大綠電直連優勢的傾向值得警惕。一方面這項試點只是在少數地區落地，同時很多零碳園區的產品尚未真正出口到國際市場，能否得到認可還存在挑戰，在傳播中不宜夸大。另一方面，目前來看由電網承擔系統平衡和電力安全的責任、企業支付正常電費，這是經濟性最高而且公平合理的方案。如果采用綠電直連搭配儲能從而做到離網運行，公平但經濟性不高；如果采用綠電直連同時接大電網支付少量電費，經濟性高但不公平。“如果今后儲能實現了大幅度的降本，企業能夠完成全部電力的自給自足，這也許是綠電直連大面積推廣的前提。”

鄭穎認為，國內的電力發展需不需要直連，除了關注海外貿易規則下的風險化解，更重要的是我們當前的產業發展和新型電力系統建設，是否需要直連來進行促進和保障。“如果答案是國內產業和電力系統的發展需要直連，那么就應當給市場這個選擇。如果答案是不確定，但我們依然要解決出海面臨的綠色規則挑戰，就要思考技術手段之外，如何為中國企業爭取更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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