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加劇，中國投資者可能面臨更多來自東道國政府征收、歧視性待遇或不公平政策的風險，有關國際投資糾紛的數量和復雜性預計將在未來幾年顯著增加。

傳統上，投資者-國家投資仲裁（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一直是企業應對此類糾紛的主要途徑。但投資仲裁所需的冗長的審理周期和高昂的成本促使人們開始尋求更為高效的替代方案。調解憑借其靈活性和成本效益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備受矚目的新興選擇。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中國區爭議解決業務主管兼合伙人柳昕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近年來，調解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爭議解決方式，正因其低成本和靈活性而日益受到關注。

但柳昕也強調，盡管調解潛力巨大，投資仲裁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占據主導地位。“2025年，投資仲裁仍將是投資者維護權益的重要工具，尤其是中國投資者，我們預計他們將更頻繁地訴諸投資仲裁來應對海外市場的挑戰。”

不確定性加劇下的投資糾紛風險

柳昕稱，2024年被業界稱為中國企業的“出海元年”，眾多中資企業通過海外投資與并購加速全球化布局。但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正催生新的投資風險圖譜。

近年出現的“投資條約退出潮”引發特別關注。自2016年起，印度單方面終止了與多個國家的雙邊和多邊投資條約，試圖通過重新談判建立對外國投資者保護較弱的模式。印度尼西亞、南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也紛紛效仿，部分或全部退出既有投資條約體系。印度甚至在仲裁程序結束后，以所謂“欺詐”為由，試圖推翻13億美元的裁決。令人警惕的是，違約風險正向發達經濟體蔓延。西班牙因可再生能源政策調整已面臨51起投資仲裁，其中27起敗訴累計賠償超15億歐元。

保護主義抬頭進一步加劇了投資糾紛的風險。根據富而德近期發布的2025年仲裁趨勢報告，墨西哥新總統謝恩鮑姆上臺后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的改革措施，例如計劃禁止露天采礦，進一步增加了投資者的不確定性。疊加特朗普政府對墨西哥的強硬態度，外界普遍預計，上一屆墨西哥政府任期內醞釀的投資訴訟潮可能在謝恩鮑姆執政期間集中爆發，近岸外包的熱潮能否持續也面臨考驗。

柳昕說，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疊加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轉向東南亞、南美等新興市場，這使得投資仲裁成為維護權益的關鍵工具。通過國際投資仲裁，投資者能夠對東道國的征收、歧視性政策等違約行為主張救濟。

仲裁和調解誰是更優解

根據富而德近期發布的2025年仲裁趨勢報告，投資仲裁案件每個參與方的成本平均為600萬美元以上的，且耗時通常超過四年。

此外，仲裁“要么勝訴，要么敗訴”的二元化結果往往無法滿足各方更靈活的需求。在這一背景下，調解作為一種由中立第三方促成的協商機制，正逐漸成為仲裁的可行替代方案，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柳昕表示，近年來，調解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爭議解決方式，越來越受到關注。“調解因其成本較低和靈活性，具有獨特的優勢。”

根據有效爭議解決中心（CEDR）的數據，與動輒數年的仲裁相比，復雜的調解通常可在6至9個月內完成。盡管如此，柳昕指出，調解的成功往往需要一定的外部壓力，例如仲裁程序的推進，才能促使東道國認真對待談判。

過去十年，國際社會對調解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早在2012年，國際律師協會（IBA）就發布了《投資者-國家調解規則》。此后，能源憲章條約秘書處、CEDR以及國際投資爭議解決中心（ICSID）相繼推出了針對投資爭議的調解指南和規則。2023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三工作組通過了關于在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ISDS）中使用調解的草案條款，進一步推動了調解的規范化。

投資條約本身也在向調解傾斜。研究顯示，投資協議中包含調解條款的比例從2004年的0.83%增至2018年的17.4%。例如，荷蘭模型雙邊投資協定（BIT）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明確鼓勵甚至要求使用調解。《新加坡調解公約》的簽署與實施（2020年生效）則為調解結果的全球可執行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截至2025年，該公約已有57個簽署國和17個正式締約國，包括中國和美國。ICSID的調解規則也與《新加坡公約》接軌，確保和解協議的強制執行力。

柳昕表示，他樂于見到調解在保護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權益中發揮更大作用，但未來幾年內，投資者-國家仲裁仍將是爭端解決的主流方式。

柳昕解釋稱，全球已有超過2000個雙邊投資協定，中國對外商簽的投資協定也超過120個，這為投資者通過仲裁維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仲裁裁決的執行力是其核心優勢。例如，ICSID裁決在158個締約國具有與法院判決同等的效力，投資者可通過執行東道國資產獲得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仲裁與調解并非對立關系。柳昕建議投資者采取“以打促談”策略，即將投資仲裁作為推動東道國進行和解談判的手段。“在推進案件程序的同時，與東道國持續談判，并選擇有利的時間窗口達成和解。很多時候，通過結合投資仲裁與和解談判，投資者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妥善解決爭議。”他說。

企業在工具箱中如何選擇

面對日益復雜的投資糾紛，企業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解決路徑。

柳昕表示，和解談判與投資仲裁各具優勢，并且在實踐中常常結合使用。特別是通過《新加坡公約》等國際公約進行的調解，由中立調解員主導達成的協議在公約的締約方均得到承認，能夠有效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但具體選擇策略應當基于爭議發展階段和企業商業目標綜合考量。柳昕建議，對于初發性或潛在爭議，尤其是企業希望維持與東道國長期合作關系的場景，調解因其程序靈活性成為優先選擇。對于投資條約未充分覆蓋的爭議（如稅收問題），調解的靈活性也能彌補救濟措施的不足。

反之，當發生重大權益侵害，如企業資產被完全剝奪，無法且無意繼續在當地市場正常運營時，獲得賠償可能是更優先的目標。通過仲裁，企業能夠追求明確的賠償目標，借助裁決的強制執行力維護權益。

以拉美地區的礦業投資糾紛為例，柳昕稱，中國企業在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礦業投資爭議原因較為復雜，包括政府撤回開采許可、高額征稅及遭受當地武裝組織襲擊等多重風險。選擇調解還是仲裁，將取決于具體的爭議情況。

但他強調，東道國對調解的興趣和配合度往往取決于兩個前提條件：企業的訴求是否有法律和證據鏈支撐，以及是否展現出通過仲裁維權的堅定決心。缺乏這兩個要素，調解成功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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