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宮兩個多月，世界關于美元國際地位的議論涌起一波高潮。

有報道說，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末曾與歐央行行長拉加德私下談起貨幣匯率問題，而拉加德一直在向歐盟領導人說明，特朗普的回歸為歐盟提供了機會。

雖然人們無從知曉談話詳情，但至少很多人已經察覺，特朗普不僅用高關稅撕毀了經濟契約，背棄了貿易伙伴和歐洲等傳統盟友，甚至在瓦解過去80年美國一直維系的國際秩序和規則。部分歐洲領導人在安全、經貿與文化沖突之外，看到了未來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更多空間。

實際上，對美元國際地位發出的警告更多來自經濟學界。近期，“BRIC”（金磚四國）概念的首創者吉姆·奧尼爾、哈佛大學教授杰弗里·弗蘭克爾等都對此撰文發表評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更是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長文“美元還將是貨幣之王嗎？”這位國際貨幣演變史研究奠基人提出，美元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仍保住全球核心地位，主要依賴獨立的美聯儲、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以及堅固的地緣政治聯盟這些制度；而此后美元維持其主導地位，一方面緣于美國的絕對數量優勢，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經濟（GDP）和金融交易中所占的巨大份額；另一方面得益于已經建立的各種利益關系和互惠互利原則。但現在，特朗普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即便沒有徹底摧毀，也大大削弱了那些關系和互惠原則”。

歷史上的“美元衰落論”

對于美元衰落或其國際主導地位陷入危機的論斷，人們已經聽到太多，經典的解釋一般基于兩個誘因：一是美國的高負債、貿易不平衡（或稱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雙赤字”）；二是外部新勢力的替代，如歐元誕生時曾被寄予厚望，新興經濟體組織“金磚國家”的興起等。美聯儲前幾年的研究文章認為沖擊來自三方面：歐洲一體化的深入、中國的崛起，以及支付方式的轉變。其突出的基本都是外部力量。

22年前，經濟學家理查德·鄧肯就在《美元危機：起因、后果與對策》一書中預言：美國的巨大貿易逆差和債務泡沫不可持續，經濟衰退和美元價值的崩塌不可避免。

從數據變化來看，本世紀初，美國的貿易逆差約為37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7%，2022年達到了創紀錄的9512億美元，占GDP的3.75%；2024年回落到9184億美元。

聯邦政府債務，2000年末為5.67萬億美元，與GDP之比為57%，2024年末高達近36萬億美元，超過GDP的120%。

這顯示本世紀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漲了1.5倍，政府債務與GDP之比翻了一番，美元卻并未像鄧肯書中所說的那樣萎靡不振，其在國際儲備及支付中的占比雖有緩慢下降，但仍無可挑戰。

美元當前的地位體現在多個方面：至少有一半的國際貿易是以美元計價和支付；世界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中近六成是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美元還是全球債務市場的最主要融資貨幣。

不得不承認，當今美元的國際地位，既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一片廢墟中建立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共同意愿和無奈選擇（英鎊已經失勢），更源于此后數十年美國超強的經濟規模、對國際規則的主導作用、最具廣度和深度的金融資本市場、龐大的軍費開支及對外部事務的強力干預能力、全球化時代最廣泛的跨國公司擴張，以及領先世界的高等教育、科研和創新體系等。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美元的“囂張特權”，美國也從守護規則和秩序中獲得巨大的有形或無形的益處。

既是規則的引領者，又是規則的遵循者，而規則又是透明可預期的，這才讓各國建立起對美國和美元的信任，即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部分國家外溢效應嚴重。

一種貨幣超強的狀況，給各國帶來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及兌換等的便利，但其過度的特權也讓其他國家時有抱怨，因為它們的經濟和金融體系會被美國變化無常的政策所影響，而且美國還可能將美元作為對付競爭對手的武器。為此，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任職的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去年撰文提到，“不論敵友都希望結束美元的主導地位，積極推廣本國貨幣在內的替代貨幣”。

在經歷了特朗普1.0后，普拉薩德更是承認，美國的所作所為也在幫助上述愿望，比如，公共債務不斷上升，政策反復無常，更糟糕的是，“民主法治、美聯儲獨立性、權力制衡機制等支撐美元實力的基石已被民粹主義政客破壞”。

這一次有何不同？

過往美元獲得信任的一個突出表現是，無論發生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事件還是金融危機，世界越動蕩越需要安全，美元通常都是資金的避風港。

但這一次略有不同。在過去兩個多月的動蕩中，美元的魔力似乎失效，短期資金涌入黃金、日元和歐洲股票等資產。今年前三個月，國際金價屢創新高，現貨黃金累計漲幅超過18%，日元、歐元對美元匯率分別升值約5%和4.5%，而美元指數則下跌了3.94%，美股也遭拋售。

這背后，除了日本利率可能繼續調升，德國放寬“債務剎車”機制設立5000億歐元特別基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特朗普因素”——他的一系列瓦解現行秩序和規則的隨心所欲的施政行動以及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期。

特朗普及其幕僚肆意削減聯邦政府雇員及支出，已經傷及國際援助和重要研究機構、高校等科研體系，人們還擔心，金錢腐蝕政治，司法系統淪為裙帶關系和報復的工具；社交媒體的謠言和陰謀論取代專業媒體和公正評論……這些都有損美國的信譽和軟實力。

就美元價值所受影響來說，以往對它的沖擊只傷及表皮，而這一次則深入肌體。特朗普及其官員們在俄烏停火協議談判、全面貿易戰問題上都背棄了道義，背叛了盟友，顛覆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經貿規則和國際秩序，他們甚至對加拿大、格陵蘭島等提出吞并要求。這種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結合，在美國近百年來實屬罕見。由此，美元占據主導地位所依賴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首次受到了質疑；當美國不再為這些國際公共產品提供保障時，其他國家或集團只能挺身而出維護自己的利益，并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

特朗普的幕僚，如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和財長貝森特等，口頭上都聲稱要維護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前者擬議的“海湖莊園協議”，提出了一堆零散且可能自相矛盾的理念和策略，它既附和特朗普的意愿，向其他國家加征關稅，又想誘導美元貶值以抵消其負面影響，還希望其他國家協助美國進行債務重組，以解決美國的內部失衡。特朗普于4月初發起的全面關稅戰，可能使美國加權平均關稅稅率達到近百年來的最高水平，貿易的碎片化將給世界經濟和美元帶來不祥的未來。

艾肯格林認為，美元的命運將取決于美國領導人是否愿意維護法治、尊重權力制衡以及履行美國對其國際伙伴的承諾，這取決于美國國會、法院和公眾是否愿意讓領導人對其行為負責。但“誰能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呢”？

盡管“特朗普動蕩”正在毀壞美元的基石，全球儲備的“去美元化”或多中心化仍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同時，美元的下落與新勢力的興起并非一個同步交替進程。以歐洲為例，幾大主要國家正普遍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狀況，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擴大；科研和創新體系也相對落后，歐盟科研投入約占GDP的2%，低于美國的3.6%，且資金分散；風險投資及資本市場無論其廣度還是深度，都與美國有較大距離。

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規模、研發投入、專利申請等方面正追趕美國，產業鏈完整性甚至已經超越美國，但自身經濟模式的轉型、原創性技術、資本市場效率、資本項目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等，仍有較大改善空間，需要變革圖強。

（作者系經濟學者、長平投研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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