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第一”經濟政策

近期，美國政府已經相繼發布“美國第一”貿易政策和“美國第一”投資政策，成為“美國第一”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貿易政策主要通過加征關稅、實施所謂“對等關稅”、限制技術出口等手段，實現緩解貿易逆差、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制造業回流等目標。投資政策的核心邏輯則是通過資本管控，進一步鞏固美國在技術、產業和國家安全領域的優勢。具體而言，一是鼓勵盟友投資美國，二是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對手”投資美國，也限制美國企業在這些國家投資。與此同時，美方試圖通過減稅和削減開支的財政政策、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放松監管政策等促進美國企業回歸。

“美國第一”經濟政策具有四方面特征：一是美國利益優先，一切政策圍繞維護和擴大美國自身利益展開；二是區分盟友對手，比如歡迎盟友投資美國，但要求盟友“選邊站隊”，同時將中國明確列為外國對手，實施系統性遏制；三是國家安全泛化，將經濟問題與國家安全緊密掛鉤；四是行政手段干預，借助總統行政令等方式推動政策實施，運用政府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進行多方面的干預和調控。

二、“美國第一”經濟政策對全球化的負面沖擊

“美國第一”經濟政策表面上是為了促進美國經濟發展、保障國家安全，實則是一場不顧全球經濟整體利益的 “經濟霸權保衛戰”，是美國在經濟安全領域的戰略收縮。政策的后果不僅會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與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還會系統性破壞“二戰”后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

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來看，“美國第一”經濟政策帶來的首要問題是供應鏈的斷裂風險急劇上升。“美國優先”經濟政策人為地打破各國基于比較優勢自然形成的分工格局，迫使企業出于政策壓力而非市場規律調整投資和生產布局?！懊绹谝弧苯洕哌€會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對于那些依賴全球供應鏈進行生產和銷售的企業來說，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使得它們難以制定長期穩定的發展戰略。

從國際經濟秩序的角度來看，隨意加征關稅、實施所謂“對等關稅”等措施，嚴重違反世貿組織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和關稅約束規則，公然違背美國作為世貿組織成員應承擔的國際義務，肆意破壞了“二戰”后建立的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第一”經濟政策鼓勵“選邊站隊”，迫使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導致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這場以“美國第一”為旗號的貿易政策革命，不僅將顛覆戰后持續七十余年的多邊貿易共識，更將國際社會推向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戰略抉擇臨界點。當關稅武器取代規則對話、零和博弈替代互利共贏，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著自關貿總協定成立以來最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可以說，依據“美國第一”經濟政策發起的加征關稅、對等關稅等措施已經透支了美國的國際信用。美國作為國際經濟秩序和多邊貿易體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參與者，卻“選擇性遵守” 國際規則，根據國內法挑起國際經貿摩擦，使用關稅手段脅迫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政府的反復無常、美國政策的朝令夕改，已經令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則衰。

三、經濟全球化的未來

在“美國第一”政策的影響下，全球化正經歷“創造性破壞”。“美國第一”政策確實導致某些領域出現了“去全球化”現象，比如以貨物貿易為代表的傳統全球化模式出現了放緩跡象，區域化、本土化產業鏈重構的現象也在加劇。但是，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新型貿易形式還在高速增長。經濟全球化并未衰退，而是正以數字化、綠色化、包容性的新面目被重塑。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全球化”模式正在退潮，以“全球南方”為代表的“多極全球化”模式正在形成。未來的全球化將不再是由單一國家主導的“一元敘事”，而是形成多元、多層、多中心的全球治理體系。

美國單邊政策雖造成短期震蕩，但無法逆轉生產要素跨境配置的根本需求。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必將在當前和未來不確定、不穩定的環境中逐步形成?？梢灶A見，未來的全球化將呈現多中心、多維度的特征，關鍵在于能否重構包容、可持續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區域合作、數字治理、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探索和實踐，或將為這一進程提供關鍵動能。

【本文作者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組織學院（貿易談判學院）院長、教授 應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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