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湖南大學畢業生在拍攝畢業照。（@視覺中國 圖）
主動延畢的學生確實勇敢，他們能暫時跳出線性時間的游戲規則，以自己的節律邁向未來。但同時，隱藏的社會時鐘和同輩壓力依舊如影隨形，他們的掙扎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看見，更需要被改變。
撰文 | 代科卉
點擊“確認延畢”的那一刻，黃殷長舒了一口氣。
2024年，研三上學期，她結束了在瑞典的交換生活，回到復旦大學，開始關注出國讀博的信息，也試著找工作，但對未來的迷茫始終揮之不去。于是，她做出一個決定——延期畢業（下文簡稱延畢）。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 2009年至2022年的14年間，中國研究生非按期畢業率從8.53%增長至28.02%，翻了3倍多。2019年至2022年，該比例始終保持在20%以上，直到2023年才回落至18.63%。換句話說，近幾年，每4名研究生中，就有一人未按時畢業。
延畢，已不再是少數人的選擇。但在10多年前，情況并非如此。
2013年，《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的作者、香港大學教育學博士鄭雅君還是復旦大學大四的學生。那年夏天，本該是她畢業的季節，但她選擇了延畢。全班只有兩個人延畢，她是其中之一。
“那時，延畢還不是一個流行的現象。”鄭雅君回憶道。但她發現，如今，延畢越來越成為大學生的一種策略性選擇。
延畢，甚至被稱為“中式間隔年”。
為什么延畢的大學生越來越多？延畢真的能緩解他們對未來的焦慮嗎？
帶著好奇，我采訪了7位主動延畢的學生，他們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通過了解他們真實的境遇，我發現主動延畢的學生確實勇敢，他們能暫時跳出線性時間的游戲規則，以自己的節律邁向未來。但同時，隱藏的社會時鐘和同輩壓力依舊如影隨形，他們的掙扎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看見，更需要被改變。
用時間換可能性
對于蕭曉來說，延畢是“用時間換可能性”。
作為清華大學首批“強基計劃”的學生，她的本專業是數理基礎科學，輔修能源與動力工程。大一時，她意外接觸到建筑學，意識到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由于無法轉專業，她一邊旁聽建筑學院的課程，一邊計劃申請國外高校的建筑學碩士。短短4年的大學時間，她很難兼顧畢業要求與興趣探索，最終選擇延畢，想把該做的事分配到5年里，并計劃四處旅游，“多試錯總比一頭霧水地被時代的浪潮卷走要好”。
蕭曉的延畢生活：學吉他、去日本旅行、自學通過日本語能力測試。（受訪者 供圖）
通過延畢換取時間、積累經歷，并不是個例。
上海一所985高校的輔導員李一夢觀察到，近幾年，延畢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希望借此游覽世界、體驗校園生活。2023年，學校開放出國交換項目，她班上的67名學生，有近三分之二報名，其中不乏專碩生——他們的學制短，只讀兩年，希望通過延畢爭取出國交換的機會。
越來越多的學生想要延長“學生身份”，擁有更多“向外探索”的時間。
這種身份延長的需求，也是現實壓力下的權衡。
楊宜涵是北京大學的在讀研究生，本應在2024年畢業。但在校招季中，她沒有拿到一個滿意的offer，擔憂畢業后陷入沒有社會身份的空窗期。“能不能用校園時光擋一下這個空窗期？”她想到了延畢，這至少能讓她繼續以“學生身份”處在社會之中。
2023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2001名延畢學生做了調研，結果顯示42.8%的人延畢是為了保留應屆生身份，39.4%的人是想按自己的節奏走，38.5%的人希望多一年時間準備考研考公，37.6%的人是因為暫時沒找到合適的工作。
體驗生活、申請讀博、找工作、享受校園資源……延畢的理由看似可以被一條條清晰地列舉出來，但深入了解才會發現，每個理由背后，都交織著更復雜的情緒以及與現實的拉扯。
我是主動延畢嗎？
2024年9月，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生何佩琦第一次從導師口中聽到“延畢”這個詞。
當時，他正為論文進度而焦慮，聽到這個選擇后，“心都要碎掉了”，本能地抗拒道：“不行，我堅決不延畢。”然而，僅僅半年后，他卻主動提交了延畢申請。
他的研三，像是踩在一條高速運轉的流水線上——寫論文、找工作、準備留學申請，每一件事都像是一個齒輪，而他需要同時轉動所有齒輪，才能不掉隊。那段時間，他的神經衰弱愈發嚴重。
“閉上眼睛，會感覺到有一個影子飄來飄去。”回憶起那時，何佩琦肩膀緊聳，眼睛閉了起來，說：“延畢就像一顆種子瞬間扎根發芽，根扎得很深，扎得肉很痛。”他沒辦法再忽視這種痛感，決定延畢。
這種痛感，楊宜涵也有過。
她用“過往人生中最難過的一段時間”來形容延畢前的日子。那段時間，社會時鐘推著她一直往前走，她看著同學在朋友圈里曬offer、發核心期刊，自己也跟著忙校招、寫論文、思考讀博的可能性。她一直跑，一直跑，直到無法喘息，才決定慢下來，主動延畢。
“你覺得自己是主動延畢嗎？”我問她。
她沉默了一會兒，說：“在你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我很想說我是主動的，但是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是那個環境帶給我的焦慮，讓我‘被動’選擇了延畢，我想逃離。”
主動與被動的界限，或許比想象中更模糊。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謝愛磊認為，延畢現象背后是年輕人的集體焦慮，“在就業市場不確定的當下，哪怕是主動延畢的學生，也或多或少帶著被動的成分。主動選擇當然有主動爭取的部分，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依舊受限于主流的敘事架構和時間框架”。
水龍頭開著，水繼續流走
黃殷害怕重蹈覆轍。
3年前，因為對未來迷茫，她選擇考研。如今，她又站在畢業的十字路口，往前看時卻發現自己依舊沒有答案，她不想再草率地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2025年初，她去韓國旅行時，得知韓國高校近幾年也興起了延畢風潮。“沒有理由也可以休學，這是我們的權利。”韓國朋友隨口說出的一句話，讓她愣了一下。在她熟悉的教育體系里，時間像是流淌的水，無法停下。
在韓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主動停下來。
據報道，過去3年里，韓國的“NG族”（指通過各種方式推遲畢業的學生）數量翻了一倍。他們不急于進入職場，推遲畢業以換取喘息的空檔。
黃殷也想給自己爭取一個空檔。3個月后，她提交了延畢申請。延畢的第一個月里，她和朋友去了西藏、南京旅游，嘗試了酒吧打酒師的兼職。接下來，她打算找幾份實習，為就業做準備。
“延畢的時候，水龍頭還是開著，水繼續流走。”她清楚，延畢不意味著真正的喘息，但“就算要浪費這些水，讓它們從水龍頭里流出去，這也是我的最優解了”。
身為輔導員，李一夢最擔心的是，延畢的學生會不會與社會脫節。她發現，這群名校生在層層競爭中成長起來，習慣了“優秀”這個標簽，也背負著更多期待，哪怕明白“每個人的人生進程不一致”，卻仍然會感受到隱形的壓力。
這種壓力，何佩琦比誰都更清楚。出入教學樓時，他總能遇到同學。而畢業季的寒暄，總是繞不開論文和工作。
“你預答辯怎么樣了？”
“我延、延、延……”話到嘴邊，他卻遲遲說不出“延畢”二字。
直到現在，何佩琦仍然覺得延畢是一件“很壞的事”。朋友曾直白地對他說：“你就是不想面對社會。”他沒有反駁。他清楚，自己對延畢的羞恥，源于對掉隊的恐懼。所以即使已經延畢，他仍然逼著自己完成論文，計劃投稿期刊，想證明“我不是個壞學生”。即便他明白，延畢和所謂的“壞”并無關聯。
“為什么你意識到了這一點，還是覺得羞愧呢？”我問他。
他反問道：“你身邊有人能完全擺脫這種感覺嗎？”
看著他的眼睛，我答不上來。在我接觸過的延畢學生中，即使不少人已經做好延畢后的規劃安排，但仍囿于同輩壓力、社會時鐘的追趕，害怕一年過去自己依舊沒有收獲。
何佩琦提到一個詞“無邊共業”。眾生身處同一時代，攜帶著共同的習氣，就像雷雨天的閃電，無差別地劈向每個人的頭頂。
但是，所有人最終都要回到與自我的對話。
“如果想好要做什么，其實就不焦慮。”在2025年的畢業季到來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高昭昭選擇了延畢。焦慮也曾短暫地將她包裹。有人說“名校生應該找到好工作”，也有人提倡大學生要“丟掉學歷枷鎖”。但在不斷和自我對話的過程中，她最終意識到，自己要找到和這個世界共處的方式，“我在意的其實只是獲取知識的樂趣，而非主流的評價”。
我究竟想要什么？
“我究竟想要什么？”
延畢后，黃殷第一次真正地問自己。
2024年，她走進一個法國高校展會會場，眼前幾乎看不到同齡人，每一個咨詢臺前都擠滿了家長。她突然意識到，原來絕大部分孩子的人生都是他們的家長在做決定，而自己也曾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員。
“從小到大，我從未真正思考過：為什么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為什么要讀下一個學位？我只是看到周圍的人都在做這些事，就跟著做。”這種按部就班的模式，早已嵌入她的成長軌跡。
黃殷的求學之路，對中國學生來說并不陌生——衡水模式、標準答案、單一評價體系……
上高中時，黃殷每天的時間被精確到分秒，空間也被壓縮切割：中午必須掐點跑進飯堂，否則就吃不上飯；下午要爭分奪秒搶占10人間宿舍的浴室。“每個人的空間只有1米多長的床鋪和40厘米寬的柜子。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收斂個性，才能維系這片小小的和平。”在這樣的環境中，思考“我想做什么”是一種奢侈。
鄭雅君指出，“我們的教育體系更像一個篩選機制，它教我們如何高效競爭，卻沒有教我們如何認識自己。”她強調，認識自己并不會自然發生，它和學習一樣，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去探索。
本科考入中山大學歷史系后，起初黃殷感到擁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漸漸地，她卻發現自己像是被落下了。她身邊不少同學從小就喜歡歷史，有人早早開始準備保研，有人熟練掌握雅思考試的規則，而她對這些全然陌生，上課認真記筆記，課后努力復習，但依然跟不上節奏。
“我好像比別人笨。”
無論是不是開玩笑式的自嘲，我接觸的延畢學生中，過半數都提過類似的感受。
蕭曉做的建筑模型。（受訪者 供圖）
蕭曉說自己每學期只能修四五門課，而同學們輕松修滿五六門。她習慣先搭建完整的知識體系，再填充細節，可大學的課程節奏不青睞這樣的方式。“一門課只上一個學期，很多時候來不及建立框架，學起來就很吃力。”
蕭曉和畢業的同學拍照時穿的學士服。（受訪者 供圖）
為什么有些人可以輕松適應大學的學習和生活，而有些人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鄭雅君曾提出，大學新生的起點并不相同。一些人的家庭和成長環境，早已為他們準備好了進入大學的“工具箱”，但另一些人進入大學后才開始摸索規則，這本身就需要額外的時間。“所謂的‘常識’，對很多學生來說，其實是全新的知識。”鄭雅君認為，大學應該帶頭提供一個更包容的環境，而不是期待所有人都按照同樣的速度前進。
讓減速成為教育體系的正常選項
回顧自己的經歷，鄭雅君最感激的是復旦大學相對寬松的延畢政策。
本科臨近畢業時，她對未來毫無頭緒，決定延畢一年，尋找方向。“我不能保證一年后能想明白，但我至少需要這一年。”當時，沒人追問她延畢的原因，也沒人指責她拉低學院就業率。
然而，大學并不總是給學生提供這樣的自由。
魏豪是某985高校的一名理工科學生，考研失利后，他想申請延畢，給自己時間重新準備留學或秋招。但學院的規定是：“若有課程或教學環節未修讀，必須申請延畢，且僅能在學期開學初申請，逾期不再受理。”
他沒有提前規劃，沒有退掉必修課程，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主動延畢”的時機。他找到教務老師，表達希望延畢的訴求，對方的答復是“應該是不可以的，但是尊重你發起申請的權利”。最終，申請被駁回。
在一些高校，“盡量減少延畢人數”被視作一項隱形考核標準，輔導員甚至會被要求規勸學生按時畢業。李一夢告訴我，學院的招生名額、財政收入、就業率考核，都與延畢學生的數量息息相關。因此，即使一些學生確實需要更多時間，學校也未必愿意提供這種自由。
面對這一現狀，鄭雅君指出，延畢政策往往被各種“評價指標”框住，而這些指標并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實際需求。
如今，主動延畢的學生只能自己承擔探索的后果，而系統性的壓力依然存在。
“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強調個體自由。它給予你選擇的權利，卻沒有減少你面對的壓力。”謝愛磊說，面對越來越多的延畢學生出現，社會和教育體制都需要進行改革，讓減速成為教育體系的正常選項，而不是例外。
比如，學校應該允許更靈活的學制，改變“延遲畢業”“休學”等名稱，專門化并去污名化“間隔學期”；社會應改變對“空窗期”的偏見，打破傳統的線性人生觀等。
教育不該只有一條路，人生也不該只有一種速度。
在延畢的一年里，楊宜涵已經找到了工作，她看著自己和身邊延畢的同學，感慨道：“不要害怕不確定性發生。每個人延畢的目的各不相同，但經過一年的沉淀后，出發點和狀態都有了變化。最終，我們都能以自洽的方式前行。”
（楊宜涵、何佩琦、蕭曉、李一夢、黃殷、魏豪、高昭昭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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