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一國首腦，一個是央行行長，理論上看應是上下級的領導與被領導、控制與服從的角色關系，只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體制與利益構架中，總統特朗普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關系卻不那么簡單。

當特朗普習慣性地仰仗著自己的總統權勢，不斷越界染指甚至侵犯自己的“法屬之地”時，鮑威爾也理直氣壯地站出來為維護任職機構的傳統尊嚴而搖旗吶喊。圍繞著是否降息的爭論，雙方互嗆聲浪更是此起彼伏。

特朗普能用的方式都用了

雖然鮑威爾是受特朗普欽點才走到美聯儲主席位置上，但似乎從其履職開始，特朗普就沒給過滿意評分。這不僅僅是因為鮑威爾很少聽從使喚，更緣于特朗普執政風格的武斷與強勢。特朗普再次出任總統以來，雙方“口舌戰”不斷升級，白宮與美聯儲的關系也緊張得如快要崩斷的弦，特朗普為勸導與馴服鮑威爾，花費了不少心思與精力，調動不少口舌。

特朗普雖是地產商人出身，但在文質彬彬的鮑威爾面前，還是懂得不能失掉必要的禮貌，所以在第一任期內雖對鮑威爾“加息過快、降息不足”的行為提出過公開指責，但還沒有發展到拍桌子的地步。第二任期一開始，特朗普依然在為降息釋放出提醒式信息，今年3月以后，特朗普一方面明示關稅政策的影響已開始逐漸滲透到美國經濟中，美聯儲降低利率應與關稅措施齊頭并進；另一方面指出食品雜貨價格（特別是雞蛋）降了，能源價格也降了，希望美聯儲“做正確的事”，言辭之中雖夾雜著不少著急成分，但仍在耐著性子向鮑威爾隔空喊話。

但對于并不順從自己的鮑威爾，脾氣火暴的特朗普也會破口說出十分不中聽的話，他不僅公開批評美聯儲那幫理事不懂如何刺激經濟，也毫不掩飾地夸自己“比美聯儲更懂利率”。特朗普還批評美聯儲和鮑威爾“未能阻止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并“在銀行監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不同于首次擔任總統期間對鮑威爾總體盡顯懷柔與禮貌姿態，再次入主白宮后特朗普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由于鮑威爾不配合自己的經濟刺激計劃，特朗普一方面將鮑威爾公開判定為“阻礙美國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另一方面不止一次地威脅要解雇鮑威爾，明確宣稱不會讓鮑威爾繼續留任。對于特朗普的威壓，鮑威爾則強調“美聯儲的獨立性受法律保護”，并以法律不允許總統隨意解雇美聯儲官員懟了回去。

借力打力是特朗普的迂回戰術，只是這一御人工具并非特朗普的主動作為，而是來自關鍵幕僚的旁敲側擊。同為公共職能機構，一個印錢，一個管錢，美聯儲與財政部在過去75年的合作中一直很順暢，新上任的財政部部長貝森特對調解特朗普與鮑威爾的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貝森特認為，白宮不應當將重點放在美聯儲設定的隔夜利率上，他建議將短期美債置換為不同期限長期債券，以此顯著減少短債利息支出的壓力。也就是說，貝森特想通過壓縮短期國債發行量拉低短債收益率，進而影響短期貨幣利率，同時增加長期國債發行規模，此舉無形之中也可讓總統與央行行長避開左沖右突的窘境，且這種市場化利率管制辦法得到了特朗普的認可，進而讓特朗普在與鮑威爾的打擂中收起了不少尖銳的鋒芒。

特朗普不改訴求

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提振經濟、抑制通脹以及促進就業回升是其執政面臨的核心使命，這種情況下只要通過降息、減稅等大力度的宏觀政策手段便能很快收到成效。

但進入新的任期后，特朗普面對的經濟情形完全不同。目前來看，美國經濟總體較為穩健，勞動力市場韌性也較為顯著，而且通貨膨脹出現了階段性邊際走低勢頭。站得越高，上跳的空間也越小，特朗普要讓選民看到經濟成績，就必須走出超常規的政策路線，除了大力度減稅以及對外極限提高進口關稅外，快速且大幅降息也在其政策籃子之中。

不斷擴大的美國貿易赤字是特朗普最不喜歡看到的事情。數據顯示，去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1.21萬億美元，為美國建國近250年來貿易赤字最多的一年。在特朗普看來，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就是美國對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太低，而貿易國對美國出口商品所征關稅太高，因此美國必須收取“對等關稅”。在削減貿易赤字的同時，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真正目的還有抬高國際資本在非美國家的投資運營成本，進而倒逼企業加大在美投資，實現美國制造業的復興。

高峰時期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一度達到28%，如今只有10%，特朗普認為這種結果不僅降低了就業需求，也導致了美國通貨膨脹缺乏穩定的根基。然而，目前美國制造業工人平均時薪34美元，遠超中國、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國；同時，據畢馬威的全球制造業成本調查報告，美國制造業“初級成本”（勞動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四；另外，美國的環境保護標準和勞工權益保護也會增加制造業運營成本，初步測算，全美制造企業為遵守聯邦法規需要支付的總成本在去年達到了3.1萬億美元。高昂的綜合成本構成了資本回流美國制造業的重大制約，并且其中的許多成本帶有很強的剛性，正是如此，在進一步降低企業納稅成本的同時，特朗普希望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而其中的核心閥門就是美聯儲降低利率。

與貿易赤字相伴隨的是揮之不去的財政赤字。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1.83萬億美元，規模為史上第三，進入新的財年后，2024年10月~2025年3月，聯邦政府財政收支缺口接續擴大至1.307萬億美元，為美國歷史上第二高的同期赤字紀錄，僅次于2021財年上半年的1.706萬億美元。進入第二個執政期以來，特朗普又是開啟大力度減稅，又是準備大搞基建，還要花巨資購買比特幣，國家的各項硬性支出在3.5萬億美元左右，醫保支出更是超出2.6萬億美元，再加上國債利息支出，整個公共開支至少超出收入的1.7倍，因此，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特朗普政府都會面臨入不敷出的局面。

美國歷屆總統解決財政赤字的統一做法是通過發行國債來融資，但目前美國國債的存量規模已超過36萬億美元，前一財年國債利息支出已達1.1萬億美元，創出過往26年的最高水平，而在2025財年的前5個月中，政府公債利息支出又較上年同期增長10%。而降低利息支出負擔與化解財政赤字壓力立竿見影的做法就是美聯儲降低利率，進而帶動國債收益率走低。

雖然特朗普接受了貝森特國債發行“縮短加長”的建議，但增加長期國債發行規模的結果卻是推高國債收益率，且供給端規模的擴張也要需求端的匹配共振，而無論是一級市場的國內投資者還是國際購買者，增大采購量的前提就是能夠獲得更高的收益，這種情況下，長端國債收益率的陡峭趨勢會不斷加劇，未來利率成本也會水漲船高。說得直白一點，“縮短加長”的搞法其實就是將債務負擔留給了后人，政府債務利息支出也沒有下來，特朗普最終還是會回歸到對美聯儲貨幣利率上來，由此他與鮑威爾之間的“推拿”雖偶爾會現輕柔姿勢，但整體力度難以舒緩。

鮑威爾還能堅守多久？

雖然今年以來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不斷走低，但美聯儲兩次貨幣政策會議都做出了利率水平維持不變的決定，理由是物價水平正在朝著2%的政策目標運動，但距離依舊較遠，通脹仍有一定黏性，同時關稅政策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更大“不確定性”。日前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時，鮑威爾發出強烈警告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極有可能”刺激通脹暫時上升，且影響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

由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明顯超過預期，市場也在不斷調高美國通脹數字，其中野村將今年美國核心CPI漲幅從年初的3.5%調高至4.5%，穆迪警告稱3月CPI可能是今年美國物價的最低點，從5月份開始通脹數據將變得更加糟糕。對于美聯儲來說，利率政策的調整并不依賴于物價的短期表現，而是更加關注其長期走勢，既然目前通貨膨脹具有明顯的黏度，同時關稅政策極有可能誘發“通脹螺旋”風險，那么在降息問題上就要趨于謹慎。

受到再通脹的侵蝕，美國財政部前部長耶倫指出，關稅政策可能讓美國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近4000美元，同時今年以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走軟，最新月份數值已經滑落至兩年來的最低位置，對此，美聯儲將今年美國經濟增速調低至1.7%，并指出存在著物價上漲與增長停滯相并行的滯脹風險，同時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對美國經濟衰退的預判概率也在不斷上升。

雖然維護經濟增長與實現充分就業也是美聯儲政策的基本目標，但歷史證明，如果前者與物價穩定和抗擊通脹的使命相沖突，美聯儲必然會優先考慮遏制通脹。不同于經濟增長是政府多部門的共同目標，控制通貨膨脹是獨有美聯儲必須履行的職責，何況美聯儲還有深刻的教訓。20世紀70年代初，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強行要求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維持低利率，結果美國通脹率從1970年的5.9%飆升至1974年的12.2%，失業率也突破9%。如今，尼克松的做法似乎在特朗普身上再現，痛定思痛，料美聯儲不會輕易低頭就范。

那么，鮑威爾的硬頂是否會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帶來戛然而止的風險？按照美國法律，美國總統沒有權力直接罷免美聯儲主席，即便是美聯儲主席出現了嚴重錯誤，確實需要罷免其職務，也須有國會三分之二的成員投票通過才可以，更何況鮑威爾無論是個人生活作風還是決策行為結果都很難讓特朗普找出瑕疵。

但近年來美國最高法院正在不斷為總統行政權的擴張進行策應性背書。四年前，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總統可以以任何理由解雇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從而首次推翻了國會為獨立機構委員設立的免責保障，今年以來，特朗普也先后解除了美國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主席威爾科克斯和人事系統保護委員會主席哈里斯的職務，由于威爾科克斯與哈里斯目前還在普通工作崗位上，特朗普日前向最高法院提出了解雇兩人的緊急請求，此舉無疑又挑起了外界對鮑威爾去留的更多猜想。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AD：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