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阿拉伯商隊的駝鈴響徹歐亞大陸，到日俄戰爭的炮火驚醒沉睡的帝國；從香料與絲綢貿易催生的原始資本積累，到金融資本時代的鐵血競逐——資本東漸已逾千年，這股既危險又充滿誘惑的力量，究竟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在《資本的擴張》中，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候選人薛曉明耗時五載，打破“歐洲中心論”桎梏，以歐亞大陸為舞臺，還原東西方雙向塑造的資本史詩。作者不僅揭秘了阿拉伯帝國開創的首個世界經濟體系，深入解析威尼斯、荷蘭、英國如何依次接力資本霸權，將跨越千年的殖民貿易、戰爭債券、金融壟斷背后的權力更迭生動復現，并對比了中、日、印在資本洪流中的不同選擇。

當貿易摩擦、科技封鎖、貿易保護主義重現，本書直指本質——今日的全球競爭，仍是千年資本邏輯的延續與升級。經出版社授權，第一財經節選書中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朱元璋一定沒有想到，盡管他痛恨商人唯利是圖，痛恨商業金融資本，采取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實行實物本色主義的財政稅收制度，厲行海禁，一手掃除了唐宋以來江南民間自然生長出的商業市民社會，但是通過開中法，又在不經意間種下了明清商業復興的種子。實在地說，明太祖朱元璋皇帝真是華夏歷史上一位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在他手里終結了華夏中古商業社會，而又開啟了華夏近代商業傳統；影響至今不衰的所謂晉商、徽商、浙商、閩商、粵商、江右商、洞庭商、山東商、龍游商等資本雄厚的商幫，究其根源，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開中法所開創的全國性商業貿易網絡。

開中法和各地商幫的崛起

首先因為開中法崛起的商幫是陜西和山西商人。九邊重鎮，除了遼東、薊鎮、宣府這三鎮，其余大同鎮、山西鎮、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全都在山西和西北，而陜西擁有西北地區最主要的糧食產區關中平原，山西則擁有全國第三大、北方第一大鹽場河東鹽場，山陜兩省的商人收購關中平原的糧食去九邊報中獲取鹽引勘合，再去山西運城的河東鹽場守支，空間上距離最近，時間上最短，因而資本周轉的速度就最快，資本積累的效率就最高，晉商、陜商集團也隨之崛起。

等到1570年隆慶和議，俺答封貢，中原與蒙古草原重新開放互市，明朝在大同左衛的威遠堡、宣府的萬全右衛、張家口等處設置多處馬市，定期交易。草原以馬匹、牲畜、皮張等貨物換取中原商販的鐵器、布匹、綢緞、茶葉等手工業制成品，從此蒙古草原經濟區也加入開中法所創制的全國性貿易網絡中，而前往九邊報中納糧的內地商人也不再空手返回鹽場守支，而是滿載草原貨物回到內地市場交易，不但大大拓展了開中商貿圈的貿易內涵，也極大加快了資本周轉和積累的速度。山西商人由于距離互市口岸最近，資本實力最為雄厚，逐漸主導了中原與草原的互市貿易，并經過蒙古草原重新連接俄羅斯商路，中國的布匹、絲綢、茶葉等貨物重新進入西方市場，從此晉商壓倒陜西商人成為北方開中貿易圈最大的獲利者，晉商也成為近代中國商幫發展史的一段傳奇。

此外，徽商和浙商由于距離全國最大鹽場兩淮和兩浙最近，便于就近守支食鹽，因而也迅速實現了資本積累，并且在所謂“邊商”與“內商”的社會分工中進化為“內商”，即不再前往九邊報中納糧，而是直接收購報中納糧之邊商手中的鹽引，專門在內地鹽場就近守支，也就是通過貼現邊商（大多數是晉商、陜商）手中的鹽引，加快自己的資本周轉速度，進而提升資本積累的效率，從而積累起雄厚的財力；進而從“內商”中又進化成所謂的“囤戶”，連守支行鹽這種實體生意都不做了，專門從事鹽引的二級市場交易，這就已經非常類似于虛擬資本了。當然人們可以攻擊這些囤戶不事生產，專事證券投機，但論跡不論心，不論囤戶投機炒作鹽引的初衷為何，實際上如果沒有這些囤戶通過二級市場交易為鹽引的貼現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則開中法必然由于守支難的問題而阻滯難行。

開中法，在時間維度上，是糧食與食鹽的跨期交易，究其實質，就是朝廷以國家信用換取商人授予其商業信用，這里國家信用的承載物就是鹽引，這是開中法的金融屬性；而在空間維度上。開中法也是糧食與食鹽等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糧食、棉布、鐵器等軍需物資，經商人之手，從內地主要產糧區和經濟貿易區源源不斷流向九邊，而江淮鹽場的食鹽則同樣經商人之手流向各地行鹽，于是，在九邊巨大國防開支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刺激下，原本被元朝金融掠奪和元末戰爭破壞，而又因明朝定鼎恢復和平與秩序因而具有巨大復蘇潛能的國民經濟，被開中法及鹽引二級市場交易徹底釋放出來了，江南、珠江三角洲、長江中上游、華北和西北五大經貿區域在開中法的大宗商品跨期交易、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中形成，這些經貿區之間、經貿區與區外大宗商品遠距離貿易頻繁，意味著中國國內大市場的最終形成。也就此奠定了今日中國經濟地理版圖。

控制市場經濟的塌房、官牙制度

而在朝廷方面，本著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力圖將國內大市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令天下商幫行賈編織起來的這張商業貿易網絡為朝廷所用。那么朝廷如何控制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呢？顯然，用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明代朝廷對商業和市場經濟的理解出人意料地深刻：朝廷顯然意識到了控制商業的兩大決定性環節是倉儲和做市商，朝廷選擇了一個深諳市場經濟之道的制度來控制市場經濟本身：塌房、官牙。

所謂“塌房”，就是官營客棧，是供客商行賈們打尖歇腳的所在。客商行賈下榻客棧，必然要求客棧提供相應的貨物倉儲服務，于是“塌房”就成為貨物倉儲中心，而南來北往的客商匯聚于客棧，便于交流商業情報和市場信息，于是“塌房”又成為商品交易所；同時朝廷按商稅三十稅一的稅率（約3.5%），對貯存于塌房的貨物課稅，稱為“塌房稅”。

所謂“官牙”，意思是“官辦牙行”；那么什么是牙行呢？其實就是商品交易的中介組織。由于古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還不成熟，法治水平低，因此自宋元以來民間貿易幾乎都要經“牙行”這一中間組織作保才能進行。“牙行”本身存在的價值就是擔保買賣雙方的商業信用，在不管是買方違約還是賣方違約時，確保受害方不致遭受違約損失，因此只有經過牙行中介作保，買賣雙方才能安心交易，據史料記載，宋朝時“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元朝時“凡買賣人口、頭匹、房屋、一切物貨，須要牙保人等與賣主買主明白書寫籍貫，往來去處”，于是牙行實際上就成了宋元民間市場經濟的做市商。然而到了明朝，朝廷為了保證官營塌房的市場壟斷地位，特意出臺法律禁止民間“牙行”交易，只有官營塌房對商業交易提供中介服務。《明會典》載：“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客商貨物及豬羊等畜廳，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也就是說，商人在“塌房”交易，適用“貨物聽客商自賣”的政策，不許“牙商”（中介保人）參與其中，而由朝廷對“塌房”交易所內完成的商品交易收取10%的中介費。

有了塌房這樣得力的官營市場壟斷組織，朝廷就將塌房制度推廣開來，在南北兩京及商業比較發達與交通便利的地區普遍設置官營“塌房”，如九邊宣府，運河沿岸之南北通州、臨清、張家灣、天津，山海關外之八里鋪，以及山西的蒲州、江西的東鄉等地，都設有“塌房”，且規模宏大，往往一處“塌房”即擁有店房多達數千間。這些遍布全國主要商貿網絡節點的“塌房”，就成為朝廷掌控全國性商貿網絡的神經末梢。是的沒錯，朝廷就是力圖利用“塌房”這種官營倉儲和交易場所來主導天下商業網絡。

然而，禁止民間“牙行”在當時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其實很難真正執行。所謂“買貨無牙，稱輕物假；賣貨無牙，銀偽價盲”，在當時的條件下，在買賣交易中，如果沒有牙行中間作保，則買家唯恐賣家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漫天要價，而賣家害怕買家以成色不夠的銀兩支付貨款，或者賒賬不還等，正常的市場交易就很難完成。因此朝廷也只得面對現實，修正了完全禁止民間牙行的做法，而是改為官督商辦的“官牙”。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規定，“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并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五十，革去。”這里的所謂“牙行”，主要指在城市鄉村中介買賣者；“埠頭”，指的是在船舶碼頭中介客商貨物者；“抵業人戶”，就是那些自有家業，比如土地、田宅等，可以抵算客商貨物價值的人家。這整段法律條文的意思是，只有那些自有家業、足以擔保客商貨物價值的人家，由官府發給營業執照，登記在冊，才能充當合法合規的“牙行”、“船埠頭”（可統稱牙行），沒有官府執照而私充牙行的人，就要打板子，罰沒非法所得。而這種官督商辦的牙行，就被稱為官牙。

“龍門客棧”是商幫核心組織方式

“官牙制”確立之后，“貨物交易全憑牙行，船車裝卸悉依埠頭”,“牙行”逐漸成為市場經濟結構的中樞；而官營“塌房”則相反，走向衰落。“塌房”既為官營，則難逃權力尋租的通則，權豪勢要借塌房的壟斷地位對商賈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強買強賣、克扣勒索自不待言，導致塌房不斷衰落。史載：景泰年間（1450—1457年），“塌房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強不償，行賈坐敝，莫敢誰何？”由此可見，權豪勢要把持“塌房”，強行邀截客商，低價賣出客貨，甚至借賒賬之名侵吞客商財貨，商賈苦不堪言，實際上官營“塌房”的經營模式已難以為繼。

景泰以后，以“塌房”為主體的官營貿易體系便嚴重衰落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開辦的“歇家”。

“歇”是歇腳休息的意思，所謂“歇家”，其實也就是客棧，與官營“塌房”類似，除了提供住宿這樣的基本服務外，也對客商提供倉儲、信息交流、中介交易等服務，同時也負有法定職責替官府監督商人行止、并市場交易公平秩序，甚至代為收稅等。比如電影《新龍門客棧》中的“龍門客棧”就是一個典型的歇家。而舉辦“歇家”者又多為牙行，“牙行”與“歇家”在經營主體、商業模式和經營內容上相得益彰、互為表里、互相促進，于是各地“歇家”與“牙行”往往合二為一，混業經營。

對于客商來說，“牙商”與歇家轉化結合，使得投宿、倉儲、運輸、詢價、度量、交易等服務高效整合起來，可大大降低客商貨物轉運、倉儲和交易成本，極大提高客商資本周轉和資本積累的效率。不僅如此，由于歇家常年招待四方來客，又掌握相當的在地資源，熟悉本地的人脈關系和風土人情，久而久之，內外各種資源便有效整合于歇家，在當時商業信息不充分的歷史條件下，極大地降低了外來客商與本地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之間做買賣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商品經濟的順利進行與發展；對于官府來說，“牙行”與“歇家”轉化結合后，使得歇家與“牙商”監督市場交易和商人行止的職責合二為一，能夠更有效地協助官府防止商人逃漏稅款、維護商業秩序，以及代征商稅等職責，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官府對于商業市場運行的監管成本，由此官府也樂見，甚至鼓勵“歇家牙行”經營模式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

因此，歇家牙行便在潛移默化中，順理成章地成為大明商幫的核心組織方式和主要經營模式，舉凡晉商、陜商，乃至徽商、浙商，無不以歇家為構成商幫的主要組織形式。歇家，即大明商幫之漢薩同盟。由此，歇家更成為大明商業市場的主要做市商，舉凡大宗商品的跨區域遠程貿易，包括國內貿易和海外貿易，無不由有勢力之地方歇家發起組織。

比如當時著名徽商楊家，在揚州建庭園客棧方便貿易，“老人坐蓄江南百貨，凡北賈者，皆爭趨老人所，以故老人無一日無賓，亭無一日無盛筵……處士館谷供帳食飲，與諸坐賈豐腆異遠甚矣。故南北賈咸愿憑處士主程，大與處士結歡盟契，以故貿易愈益繩繩不絕。”這顯然是集客棧、中介經紀、倉儲、交易于一體的“歇家牙行”貿易形式。而在海外貿易中，歇家也異常活躍，甚至置朝廷海禁政策于不顧，大搞海上違禁走私貿易，可以說沒有歇家就沒有大明海商。史載：“（明太祖）絕倭朝貢，命信國公湯和筑沿海四十九城以防之，獨市舶未之絕也。后以內監領市舶司，嗜利朘削；兼商牙歇家，交相為奸，負倭債累萬盈千。”萬歷時期的韓江通番案也可算是歇家組織海外違禁貿易的一個典型案例，在此案中，歇家張道囤積通番走私者的貨物，組織下海貿易，走私隊伍達94人之眾，最后迫使明政府制定了專門針對歇家的海防新條例，即“凡歇家窩頓奸商貨物，裝運下海者，比照竊主問罪”，由此可照見歇家組織海外違禁貿易之盛況。

總而言之，到了明朝中葉，隨著國內和平與秩序的重建，經過九邊巨額國防開支，以及運河、長城、道路等全國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凱恩斯主義刺激，在開中法及國家特別公債——鹽引的二級市場交易的拉動下，明朝的商品經濟全面復蘇，逐漸繁榮起來，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長江中上游、華北、西北五大經濟區，晉商、徽商、浙商等幾大商幫也以“歇家”“牙行”等經營模式組織了起來，這五大經濟區經過晉商、徽商、浙商等幾大商幫的全國性貿易活動而交織在一起，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最終形成。那么緊跟著的問題就是，為何明代的商品經濟和商幫組織沒有如西方一樣發展為近代資本主義呢？

（本文節選自《資本的擴張》，標題為編者所擬。）

《資本的擴張》

薛曉明 著

東方出版社 202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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