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宏觀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經濟增長“量”的維度上，實際GDP增速始終保持在5%左右的合理區間，但價格指標如CPI、PPI等核心價格指數持續低位運行，價格總水平仍處于歷史相對低位。“量價背離”得到政策制定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央將“推動價格溫和回升”納入未來政策目標。

價格是市場經濟中很重要的信號，企業看到價格上升才會生產或擴大生產。那么為什么有企業愿意“以價換量”，降價也要生產呢？微觀經濟學中有個和宏觀領域相似的場景：面對產品售價持續走低，企業非但不縮減生產，反而選擇“逆周期擴產”。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背后，暗含精密的成本核算邏輯。一些很“卷”的企業甚至會一邊降價，一邊擴大生產。此時企業的經營目標已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虧損最小化”。經濟運行中，很多工業和制造業部門的企業都有“以價換量”的共同特征，即通過價格調整策略換取市場份額。這種行為雖能維系企業生存，但持續的價格下行可能會削弱市場信心。

回望日本經濟史，1990年房地產市場劇烈調整之后，實際GDP表現穩定但GDP平減指數持續下行，這種經濟指標的“剪刀差”將決策者推向兩難境地：當實際GDP達標與價格持續低迷同時存在，政策該何去何從？面對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可能會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觀點是維持現有政策力度，守住實際GDP就是守住經濟基本盤；另一種觀點是必須重視名義GDP收縮的現實，主張采取更積極的刺激政策。

當年日本在房地產調整后的前十年，日本央行尚未建立明確的價格調控機制。只要實際GDP保持正增長，便視為經濟基本盤穩固。但隨著企業利潤持續收縮、微觀主體信心不斷弱化，日本決策層逐漸意識到，價格持續下跌會損害經濟的深層活力。此后，日本央行決定將價格目標錨定在0~1%之間。實踐表明，這樣做法并沒有大幅提升居民的預期信心。后來日本借鑒其他國家的成熟經驗，將2%的通脹目標確立為不可動搖的鐵律，該目標被明確定義為價格調控的“下限”而非“參考值”，這意味著只要CPI未達2%，超常規貨幣寬松政策和財政刺激就不會止步。

經歷了漫長的調整過程，日本得出了結論：其一，經濟健康并非簡單的“正增長即安全”。經濟好比人體，人體正常體溫為36度多，但并不意味著人體體溫只要高于0度就是健康。其二，2%的通脹值雖然是個經驗數據，但對于提振老百姓的預期信心非常有幫助。這些是日本用長時間的探索換來的經驗。

中央在諸多文件中也反復強調了對價格的關注。過去多年，中央始終將價格目標設定在3%。在我看來，這可能與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多次面臨通脹環境有關。3%的目標，似乎更多被視作上限，而非需要達成的下限。無論貨幣政策規則還是財政政策規則，目前對“GDP量”的權重都超過了對“價”的權重，價格的權重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2025年目標是實現5%的實際GDP增長，經過努力，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但今年想要實現GDP平減指數轉正，也就是大于0，可能需要超常規的政策來推動。問題的關鍵在于價格目標的權重大小。如果價格權重較小，我們或許只需常規努力便可實現5%的GDP增長目標。如果有更廣義的目標，包括價格考量在內，那么政策力度可能超出常規。

此外，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英國乃至全球幾次重大工業革命時期，社會價格普遍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當技術發展對供應端產生顯著推動作用，并對需求端產生一定影響時，價格往往會下滑。從宏觀看，技術進步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降價的作用。

在政策實施過程中，老百姓對政策的感知很重要。增量政策確實是一個關注點，而根據近幾年的市場觀察，存量政策同樣重要。就居民行為而言，存量財富和資產負債表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容忽視。要提升居民消費傾向，除了增量政策外，還需解決他們對存量財富和資產負債表的后顧之憂。只有這樣，居民才會積極響應消費政策。因此，當前政策研究中，我們既要關注增量政策對增量行為的引導，更要重視存量效應對居民消費的深層影響。

按照央行過去的統計，居民存量財富中至少60%與房地產和房價息息相關。今年中央強調了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的重要性，這不僅關系行業健康發展，更關乎整體經濟系統穩定。當前必須綜合考慮增量與存量政策，同時兼顧消費與房地產。消費和投資之間不是相互孤立的。從這個意義上看，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日本案例具有借鑒意義，上世紀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后，盡管日本政府每年推出新政，但政策力度羸弱導致調整周期延長。因此，我國政策的力度和強度也非常重要。

（作者系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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