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從今年以來多次加征關稅，既包括特定行業，也涉及相關國家。行業方面對進口汽車全面征收25%的關稅；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額包裹的免稅政策，改為按貨品價值的30%或每件25美元征收關稅等。國別方面公布“對等關稅”，方案出臺后，美國對我國商品多次加征關稅。

美國本輪關稅戰的原因為何？其關稅稅率的計算依據錯在哪里？

美國發動關稅戰的原因

本輪美國關稅戰的邏輯起點，在于美國貿易逆差帶來財政不可持續，目的是解決美債—美元體系內生矛盾問題。1971年，尼克松政府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打破了1944年簽訂的《布雷頓森林協定》中，美國政府承諾將外國政府持有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的承諾。美國通過1971年脫鉤暫時解決了《布雷頓森林協定》框架中的“特里芬難題”，即為滿足全球貿易需求，美國必須持續輸出美元，導致其國際收支長期逆差且沉淀在海外，由此積累的海外美元資產遠超其黃金兌換能力。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前提是保持幣值穩定，維持幣值就要美國保證國際收支順差，那么要求外匯市場上的美元供給小于美元需求，才能維持美元幣值。

美債—美元體系的內生矛盾雖是新問題，但從邏輯上仍是“特里芬難題”的發展，即在全球貿易體系下，美國輸出美元，大量海外美元積存。為滿足全球安全資產的需求，長期而言需要增加美國政府國債，但為了保持財政可持續性，又必須控制國債規模，這就形成了內生矛盾。美國本輪關稅戰試圖從短期通過征收關稅解決財政困難，從長期促進制造業回流，提升美國居民儲蓄率，從而解決債務問題。

美國本次關稅稅率計算，在“10%”和“0.5乘以美國認定的該國綜合關稅率”中取孰大值，其中綜合關稅率=該國對美貿易順差/美方從該國進口額，實際上公式中的分母項還包含兩個值，一是美進口需求的價格彈性的絕對值，代表進口需求對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二是美進口價格對關稅的彈性，代表進口價格對關稅變化的敏感程度。美政府分別取值4和0.25，從而兩項乘積為1，可以從公式中消去，其中0.25的取值參考了Neiman（2021）的研究。

但美國關稅公式的計算是粗糙和錯誤的。一是應用2018~2019年中美貿易戰數據測算的進口價格對關稅的彈性實際約為0.95，即關稅變化的95%將反映在進口價格變化上，紐約聯儲Amiti等（2019）相關學者也測算，2018年美國加征關稅成本幾乎由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承擔，即進口價格對關稅的彈性約為1，美國關稅戰從短期看相當于向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征收了從量稅。

二是Amiti等（2019）測算美國整體關稅率提高10%，美國進口需求或下降12%~40%，結合2018~2019年美國進口關稅率提升0.9個百分點，美國整體進口下滑1.8個百分點，彈性為-2.1，據此計算美國整體關稅率提高10%，進口需求回落20%左右，根據以上測算，美國關稅公式分母中兩個彈性值之積應該為2，說明美國政府高估了所需關稅稅率約一倍。需注意實際應用中該方法并不適合外推更高關稅率的情形，因為需求彈性具有非線性特征，根據拉弗曲線，稅率超過一定程度后稅基萎縮，需求彈性將降低，美國現在對我國最高加征245%的關稅就是如此，已落入政策的無效區間。

三是美國關稅公式能夠實現貿易平衡的前提是其他國家不能通過關稅反制，否則該國對美貿易順差將因為該國對美進口減少再次拉大，這也是美國威脅各國不得關稅反制的原因，但實際上較多國家進行了反制。

從根本上說，美國發動關稅戰并不能解決當下美債—美元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一是制造業附加值低于服務業，美國制造業空心化是比較優勢下自然的分工選擇，發展制造業和美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內在矛盾，其在成本方面不具備優勢。二是關稅加征將導致美元作為國際儲備的安全性受到質疑，從而動搖美元信用和儲備地位，這從本次關稅戰后美債收益率上行和美元指數走軟可以印證。

三是美債收益率除了杠桿性交易因素外，需要考慮對美出口國實際上通過購買美債穩住了美債收益率上限，關稅戰將導致對美出口國減少購買美債，美債收益率將進一步上行，這和美國降低債務負擔的目的相左。

關稅戰將對美國經濟造成較大沖擊。

一是進口價格上漲將導致美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耶魯大學的模型顯示在關稅征收幅度平均為13.3%時，將給美國家庭平均增加2700美元成本，推高美國核心通脹1.7~2.1個百分點（不考慮反制情形）。

二是關稅帶來雙邊貿易減少，原對美出口國獲得的美元儲備減少，同時加大美元和非美貨幣的脆弱性。本輪關稅戰中，美債收益率連續上漲，動搖美元的信用和儲備地位，美國政府暫停部分加征關稅，轉為與各國談判。

如何應對關稅戰

未來，美國大概率對我國維持較高關稅，通過高關稅引導產業從我國轉移，實現其對供應鏈和進口更好的控制。為此，本文提出四個政策建議。

第一，進一步加大宏觀對沖力度。

一是加大財政對沖力度。短期適當增加赤字規模，考慮增發超長期特別國債，通過發放失業補貼，低收入人群生活、食品補貼等形式惠及民生。中長期增加財政支出中支持民生和消費的比重，由“大項目投資”轉向社保體系夯實。

二是加大貨幣政策對沖力度。2018~2019年關稅戰中，我國應對較為成功，除反制措施外，同一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6.27貶至6.9，貶值幅度達10.05%，對沖了部分關稅上漲的效果。因此，應擇機降準降息，釋放流動性，提升出口競爭力，降低實體部門融資成本。要預期家電和汽車以舊換新、地方債前置等因素在今年二、三季度退坡后經濟增長動能切換面臨的挑戰，嚴防PPI低迷壓制產能利用率，降準降息也能有助于制造再通脹環境。

第二，進一步提升居民收入，建設有效內需市場。

一是要持續提振消費，深入分析消費者需求偏好變化，更有針對性地促進消費，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擴容，重點拓展服務類補貼，推動消費結構由商品消費為主向商品和服務消費并重轉變。

二是要提升消費者實際購買力，推出更多支持消費的信貸優惠政策。切實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加大對中低收入群體補貼力度，加強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保障，推動社保賬戶平衡。

三是擴大有效投資，加大對科技創新、新興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力度，持續優化產業布局，減少制度障礙，充分釋放民間投資活力。

第三，進一步開放包容，提升經濟潛在增長路徑。進一步構建開放型市場，優化關稅和補貼措施，放寬外資市場準入，逐步實現外資準入零門檻，通過主權基金多元化配置資產。進一步加快加大區域經濟聯盟建設力度，充分利用自貿區、自貿港的經驗，積極推動與非美國家的跨境電商、數字貿易、離岸貿易等領域合作，促進應用創新與制度創新深度融合，充分吸引外來資金流入，提升我國經濟潛在增長路徑。

第四，進一步加大創新支持力度，占據供應鏈優勢位置。自全球貿易興起以來，貿易結構發生深刻變化。20世紀80年代全球貿易70%是工業制成品；近年來這一比例下降到30%，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品占比上升至70%。產業鏈在國際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美國擁有眾多供應鏈核心企業，對產業鏈的控制能力較強。近年美國試圖在高科技產品、大宗商品貿易中利用技術高點優勢，通過專利、出口管制、跨國企業等形式把控產業鏈，通過關稅戰引導產業從我國流出。應加快發展集成電路、醫藥健康、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形成產業鏈條完備、優勢突出的產業集群，加快從“世界工廠”向“產業中心”的轉變，支持企業全球化布局，在產業鏈中占據優勢地位。同時，加大對各領域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充分認識到創新發生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在追蹤熱點的同時重視和支持各領域研究和創新，夯實創新發展基礎。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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