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學專家卡爾·馬爾奇在《放不下的手機》中提出，過度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正在讓我們的大腦經歷“重裝”。

日益強大的科技和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搶走了我們的注意力。點贊和上滑帶來的快感，使神經獎勵中樞受到過度刺激，與數字時代生活方式相伴而來的習慣，給我們大腦中與注意力、情緒和記憶有關的關鍵部位帶來了巨大壓力，改變了我們處理信息的方式，也改變了我們溝通、交流的方式，甚至改變了我們的生理。久而久之，我們會忽略能被長久支持的現實關系，轉而關注那些更微弱短促的關聯。

放不下手機，并非因為不自律。無論是對電子產品成癮的孩子和他們憂心如焚的父母，還是回不完信息、干不完工作、全天候待命的打工人，或許都能在這本書里找到科學解答。

經出版社授權，第一財經節選“新科技，青少年的新大腦和新行為”一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十來歲的時候，電視是娛樂設備，手機是通信設備，電腦是生產力工具。而今天的孩子們希望每一臺設備都能做到所有這些甚至更多。他們花在移動媒體、通信和信息技術設備上的時間，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多。就是這樣。

所有這些花在設備上的時間給十來歲的這些孩子們帶來了無窮的可能性———不僅是娛樂、 通信和信息，而且還有內容創作和商機。我們還記得電話掛在墻上、聽筒有根線跟電話機連著的時候，而依我們這樣的成年人來看，今天的年輕人在探索新的網絡世界時，以及在連接的方式上，似乎沒有任何限制。

這也讓我們對現在的青少年產生了這樣的印象：他們的多頻道溝通能力和多任務處理能力極為強大。在同一臺移動設備上，他們可以同時進行上網、跟朋友即時通信和玩游戲等多項任務。數字原住民能在任務和屏幕之間無縫切換，他的生活，他的同齡人的生活，都完全融入了賽博宇宙。但是，這幅圖景反映的是現實嗎? 青少年駕馭數字世界的方式的變化，對他們的心理和大腦來說，意味著什么?

我們先來看一組令人瞠目的統計數據。在十來歲這段時間，人們的媒體消費會大幅增長。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13歲到19歲的青少年，平均每天會有7小時以上的時間出于課業以外的目的使用媒體，而8歲到12歲的孩子每天這么做的時間也將近5小時 (這里說的媒體包括電視、在線視頻、電腦游戲、社交媒體、在線瀏覽和閱讀，以及聽音樂)。這么非同尋常的媒體消費水平之所以會成為可能，部分原因是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接觸到媒體。這項調查還顯示，11歲前就擁有一部智能手機的美國人超過50%，而皮尤研究中心還有一項調查顯示，有95%的美國青少年都能用上智能手機，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擁有一部。

青少年使用媒體顯然是出于多種目的。有些人是重度游戲玩家，有些人會花更多時間看視頻，還有一小群人甚至會借助數字技術來閱讀———在2019年的研究中，最后這個群體人數最少。而使用數字媒體來交流的多樣性就沒有那么大。數字時代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交流方式，但見證變化最為劇烈的是青少年。他們是短信和即時通信的最大用戶，平均每天發送上百條信息，據估計這個量是55歲以上成年人的十多倍。在學校之外，十來歲的孩子們更可能用短信來交流，其他任何交流方式，包括面對面的交流，都不會成為他們的首選。

青少年在數字時代的交流也高度碎片化，他們的對話不僅會通過短信進行，還會在 WhatsApp和Kik這樣的聊天應用中，以及像是Live. me、YouTube和TikTok這樣的視頻分享平臺上進行。十來歲的孩子同時跟不同朋友圈子里的人展開多場對話，同時使用著多個應用和大量社交媒體，其中很多他們的父母可能聽都沒聽說過，這樣的情形并不少見。除了臉書和推特以外，在青少年中間很流行的平臺隨便數數就有Instagram、Snapchat和Whisper等，而幾乎每天都有更多新平臺上線。而且，所有這些交流都發生在他們看視頻、聽音樂或做作業的時候。2012年有一項研究表明，他們上網的時間里大概有一半都在進行不止一項活動。考慮到從那時候到現在又出現了多少應用程序，以及過去10年智能手機的計算能力增強了多少，現在的青少年花在多任務處理上的時間只會多不會少。

所有這些屏幕使用時間以及數字交流早在將近20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問題，而研究人員也研究起了這些問題對青少年大腦發育的影響。研究結果往好了說也就是喜憂參半，而且經常會指向令人擔心的后果。

前幾章我們已經很熟悉的一個研究領域是社會依戀。在本書第一部分我們了解到，通過早期依戀類型能很好預測成年后的人際關系是否健康，而童年時期的屏幕使用時間可能會對依戀形成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有理由猜測，十來歲的孩子身上是否也會看到同樣的結果。新西蘭有一項研究發表于2010年，里面訪談了4000多名15歲的孩子，其中有些訪談進行于1987年，剩下的都進行于2004年。這項研究給出的結論，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一些了解。通過觀察青少年的屏幕使用時間與他們和父母及同伴的關系質量之間的相關性，研究人員評估了屏幕使用時間對依戀的影響。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從總體上了解了媒體消費的影響，并將1987年接受訪談的青少年與2004年的進行了比較，專門了解了更新的數字媒體消費帶來的影響。

在兩組樣本中，媒體消費水平越高，父母與青春期子女之間的依戀程度就越低。在2004年的樣本中，把大量時間都花在電腦和游戲上帶來的結果，跟看大量電視的結果類似?；ㄔ跀底置襟w上的時間更多，也與跟父母和同齡人之間的依戀程度較低相關聯。而形成對比的是，在1987年和2004年的兩組樣本中，花在讀書和寫作業上的時間越多，會帶來跟上面相反的結果：跟父母之間的依戀程度就會越高。

關于媒體時間對人際關系的影響，這項研究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但仍需注意，相關性并非因果關系。此外，這些訪談都是在智能手機在青少年生活中普及開來之前進行的。盡管如此，最近的研究仍在表明，數字技術的使用與心理和總體健康的問題之間存在明顯關聯。

新的研究也在幫助我們不斷加深對數字媒體行為復雜性的理解。青少年的強迫性短信和在校表現就是很好的例子。2017年的一項研究把強迫性短信定義為無法控制的頻繁發短信的行為，會對家務和家庭作業等其他任務形成干擾。如果禁止這樣的青春期孩子發短信，他們會感到極為焦慮，而強迫性短信跟學習成績下降也關系非常密切。那些能控制自己、少發短信的人，也能保持學習成績穩定。這表明有些青少年也能對數字時代駕輕就熟，但問題在于，青少年往往并非特別擅長自我控制，因為他們的前額皮質發育還不完全。而對于怎么利用年輕人的沖動和不自信，科技公司一個個的可是心知肚明。

《放不下的手機：你的失控，來自被重裝的大腦》

[美]卡爾·D.馬爾奇(Carl D. Marci) 著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中科書院/雅理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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