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5月3日的聯邦大選中率領執政黨工黨贏得2025年聯邦選舉。

根據當前票選結果，工黨已獲得第48屆聯邦議會眾議院超過半數席位，再次組成多數黨政府，避免了與其他黨派或者獨立候選人合作獲得多數的情況。

澳大利亞總理任期三年。2022年5月，阿爾巴尼斯率領工黨擊敗自由黨，成為澳大利亞的新總理，一舉結束了保守黨此前在澳大利亞連續9年的執政。由此，阿爾巴尼斯成為2004年以來第一位連續贏得選舉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5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就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結果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對工黨和阿爾巴尼斯總理表示祝賀。中方愿同阿爾巴尼斯總理領導的澳大利亞新一屆政府一道，以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為根本遵循，繼續推動構建更加成熟穩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經濟議題左右選情

勝選后，阿爾巴尼斯在悉尼工黨總部發表的勝選演說中重申有關醫保、氣候變化、可再生能源和原住民等方面的政策。阿爾巴尼斯說，在全球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澳大利亞人選擇以澳大利亞的方式應對全球挑戰：建設未來的同時彼此照顧”。他還表示工黨將成立多數黨政府，并表明自己出任下任總理的意愿。

對于此次選舉，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外語學院國別與區域研究所所長陳弘告訴第一財經，在經歷了三年的持續通脹、高利率和澳大利亞全國范圍的住房短缺之后，生活成本一直是2025競選活動的前沿和核心。此前，競選雙方都承諾如果他們獲勝將為選民提供紓困措施，比如工黨提出減稅，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則承諾立即降低燃料價格。

陳弘表示，當前澳大利亞經濟處于一個低迷狀態，對于選民而言，最重要的考慮就是民生問題，誰的經濟政策能夠給改變現狀，比如解決生活成本上升，尤其是高房價的問題，顯然將得到選民的青睞。以抑制高房價為例，今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新規，通過限制購房移民熱潮以期降低高房價。但是在陳弘看來，澳大利亞高房價問題的解決并不是通過減少移民就行，“而且當前澳大利亞的房價不可能因為移民減少而下降。”

也正是選民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使得阿爾巴尼斯的支持率在今年年初之前一直落后于反對派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候選人達頓。陳弘告訴第一財經，“直到今年年初，阿爾巴尼斯的民調實際上還是處于落后，因為反對黨大打‘經濟牌’，把澳大利亞經濟低迷的現狀全都歸咎于現政府。”

縱觀阿爾巴尼斯政府三年來的執政，陳弘認為，實際上他希望能在內政、外交有所作為，比如希望延續與美國的同盟關系，至少確保美國政府不會在他的執政期間進行“攪局”。在這一基礎上，阿爾巴尼斯繼續能夠對內政外交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做法和理念，“但遺憾的受制于經濟問題，阿爾巴尼斯的支持率此前一直處于落后地位。”

此外，陳弘還認為，阿爾巴尼斯此前推出的一些不合理政策，比如旨在維護澳大利亞原住民權益的歷史性公投失敗，也在某種程度上拖累了支持率。但這一局面在今年年初之后出現了轉變。

陳弘表示，今年以來，反對黨一方，尤其在2月之后對局勢陸續判斷失誤，使得支持率被反超。比如在清潔能源領域，反對黨領袖達頓提出澳大利亞要“擁核”，在陳弘看來，這顯然與澳大利亞民眾渴求和平、不希望改變現狀的理念背道而馳。此外，反對黨在減稅、巴以問題等方面的主張，都暴露出其決策能力和對現狀判斷的不足，導致民調落后。

2日晚，也就是選前最后時刻的民調顯示，總理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目前以52.5%對47.5%的優勢領先自由黨-國家黨聯盟。

3日晚選舉結果出爐后，達頓在布里斯班承認敗選。作為聯盟黨的領袖，達頓此次不僅在聯邦選舉中敗給了阿爾巴尼斯，還在迪克森選區的競選中敗給了工黨的阿里·弗朗斯。這使得達頓成為第一位在選舉中失去席位的聯邦反對黨領袖。反對黨由此陷入了全龍無首的尷尬境地。

特朗普因素成反對黨致命“包袱”

陳弘認為，與此前加拿大選舉類似，“特朗普因素”其實也在暗中攪動此次澳大利亞聯邦選舉。“特朗普在去年11月勝選后，當時達頓就在公開場合表示，他愿意做‘澳大利亞的特朗普’，因為他的一些極右思想，比如反移民等，與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很相像。”

但是，在陳弘看來，后續特朗普在執政中頻頻推出極富爭議的政策，又或者一些倒行逆施的行為，引起了澳大利亞民眾對他強烈的不信任與反感，“這就與加拿大大選的情況如出一轍，對特朗普的反感也隨之映射到了達頓身上。也就是，所謂的‘特朗普效應’在大選中給達頓‘幫了倒忙’。”

澳大利亞學者也認同達頓與特朗普的關系似乎已成為澳大利亞選民的負擔。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安全與情報研究教授約翰·布萊克斯蘭表示，達頓過于熱情地支持特朗普的勝利，包括稱贊特朗普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并效仿美國總統，比如談論削減公共部門的職位。

澳大利亞研究所智庫首席政治分析師艾米·雷梅基斯評論稱，達頓長期以來形容自己是最適合與特朗普打交道的政治家，他在大選前告訴人們，他和特朗普足夠相似，他們會相處得更好，他是特朗普喜歡的那種人，但澳大利亞人民現在并不想要一個能和特朗普相處融洽的領導人，而是一個敢于與美國總統對抗的人。

此后達頓本人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但似乎有些晚了。在4月中旬的一場領導人辯論中，當主持人問他是否信任美國總統時，達頓似乎急于與特朗普保持距離，稱“我不認識特朗普；我從未見過他”。

至于備受關注的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影響，陳弘表示，僅就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而言，影響不大，但是由于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因此，澳大利亞特別關注特朗普政府對華的關稅動向，擔心影響會波及到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往來，而這是澳大利亞政商界最不愿看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爾巴尼斯政府時期，中國與澳大利亞雙邊貿易出現了改善。2023年以來，中澳雙方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就關注的經貿問題進行了磋商并取得成效。當前，隨著雙邊的貿易禁令的全部取消，澳大利亞的葡萄酒、龍蝦、牛肉、蘋果等產品重新回到中國市場。

此前，來訪上海的南澳大利亞州貿易投資部長周凱奇（Joe Szakacs）在接受第一財經的專訪時強調，當前世界中，關稅、經濟蕭條、地緣沖突都是對經濟發展不容忽視的挑戰，這就使得自由貿易，尤其是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顯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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