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 /文

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2024年11月，撰寫了一份重要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以下簡稱“米蘭報告”），該報告旨在通過關稅、匯率干預與安全工具的協同運用，解決美國面臨的三大結構性矛盾。該報告在剛發布時由于過于離經叛道并未引起學界重視，但現在卻被很多人認為是本屆美國政府的經濟改革藍本。

從學術上來看該報告有其自身的理論脈絡，從目標設定、問題診斷、理論基礎到解決方案都有所著筆。但從社會實踐來看，該報告在很多方面自相矛盾，既抓錯了問題也沒有開對藥方，如果按圖索驥只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混亂。以下從問題、目標與路徑三個方面來分析米蘭報告。

一、高估的美元是美國民眾的福利而不是美國的問題

米蘭報告提出，現行經濟秩序的主要問題是美元的長期高估和非對稱的貿易條件，美元的高估使得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價格低廉，從而制約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與當時世界上最大產油國沙特達成協議，確定把美元作為石油計價貨幣，并得到了OPEC其他成員國的同意，從此美元與石油緊密掛鉤。而美元相對石油的高估，直接結果是石油相對美元的廉價。如果美元相對于石油貶值到140美元一桶，那美國國內必然物價飛漲，美國民眾日常生活質量必然大大降低。

美元相對其他貨幣的高估是事實，但這是往屆美國政府為了維持強勢美元而放任的結果，并非其他國家主動尋求的目標。例如，2022年開始的俄烏沖突使得國際資本出于避險需求流向美國，推動了美元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美國當時的債務問題。而米蘭報告在其解決方案部分還自相矛盾地提出，為了抵消加關稅引發的美國國內價格上漲，需要讓被加關稅的出口國貨幣貶值。其措施實際上只會進一步加劇美元相對其他貨幣的高估，而并不能解決自己提出的問題。

二、制造業回流美國并不是美國民眾的目標

米蘭報告提出了一個既讓制造業回歸美國又能維系強勢美元的新世界。美國相當一部分人腦海中的制造業回歸美國就是讓美國民眾進廠打工，例如2025年4月6日，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在接受電視采訪時稱，“數以百萬計的人力在擰小螺絲來制造iPhone手機——這種事情將會來到美國。”但到生產線擰螺絲這事，美國年輕人是不愿干的。有美國網友直接表示：“現在年輕人連坐辦公室都嫌累，你讓他們去工廠，還不直接躺地上罷工？”

實際上，微觀經濟學中的勞動供給曲線早已證明，當工資率達到某一水平后，勞動供給量隨工資率提高而減少，個人勞動力將更偏好將時間用于享受閑暇而非去加班賺取加班工資。因此，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壓低美國民眾的平均收入和福利到越南民眾的程度，還是可能支撐制造業回歸的，但這絕對不會是美國民眾的目標。

至于無人工廠、自動化流水線這樣的制造業，即使回歸美國也不能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因為自動化、智能化水平越高，制造業在同等產出下所需要的工人就越少，美國的失業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美國當年走上去工業化道路，更多的是由于自身的過度金融化。過去五十年里，美國制造業企業通過延長產業鏈條和創設金融工具獲取了巨大的利潤，只是這些利潤既沒有用于美國工人的福利和社會保障，也沒有用于美國國內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而長期缺乏顛覆性創新又導致美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停滯不前，“美國制造”在全球市場上受到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加之美國金融和法律專業的學生畢業即可拿到高薪，美國年輕人在職業選擇上也會主動規避機械方向，而制造業企業在美國也越來越難以招募到合適的工程師。正如蘋果公司總裁庫克在十年前所舉的例子：在美國的手機模具工程師湊不齊一個會議室，在中國則能輕易填滿幾個足球場。

實際上，米蘭也知道美國去工業化才是主要問題，其在《再工業化的路徑分析》一文中就指出，美國經濟面臨產業空心化問題，制造業衰退導致經濟結構失衡，而美元的持續高估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

“三步走”的路徑缺乏實現基礎

米蘭報告為解決自己設定的“問題”，提出了“三步走”的路徑：一是通過關稅手段制造初始沖擊來推動談判；二是構建類似廣場協議的海湖莊園協議同盟；三是對戰略對手實施系統性遏制。

實際上，關稅手段制造初始沖擊的策略往往會引發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導致貿易戰和報復性措施，對全球經濟穩定構成威脅。歷史上最典型的后果是1930年6月美國頒布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法案通過當年美國失業率為7.8%；到1931年，驟升至16.3%；1932年達到24.9%；1933年達到25.1%。

至于將“安全保障”與貿易、金融掛鉤來構建海湖莊園協議同盟的理念，實際上是美國對讓渡“安全保障”職能國家的一種脅迫，但弱國與強國結盟往往是為了搭強國的“便車”。而且美國自身對WTO、TPP、NAFTA等貿易協定的態度和行動，早已使得自身信譽不佳。現在要讓弱國為搭“便車”的行為對等付費，只會促使其他國家抓住機遇建立本國的國防軍隊。

而米蘭報告中系統性遏制戰略對手的措施則完全是臆想，既希望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來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又希望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來維持美國消費品的低物價。制造關稅沖突的結果可能只是讓世界看到，部分中國商品即使漲價一兩倍依然在美國市場上具有競爭力。

總而言之，制造業分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14年福特首次引入流水線后，汽車底盤裝配時間從12.5小時大幅縮短至93分鐘，?勞動生產率提升8倍?。這一模式隨后在服裝、箱包等制造業推廣，通過工序分解和協同作業都能帶動產品產量的增長。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證明了世界各國由于資源稟賦的不同，專注于生產其?機會成本更低?的產品，通過國際貿易可以實現整體福利提升。因此，寄希望于通過非市場手段來重構全球貿易體系本身是與客觀規律相矛盾的，強行通過關稅手段制造沖擊只會降低全球貿易參與者的整體福利。?

（作者：李奕，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管理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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