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經科學飛速發展的今天，慢性意識障礙依然是醫學邊界上的堅冰——冷峻、復雜、漫長，充滿未知。在這個高度交叉的專業領域里，唯有技術與人文并行，才能為沉睡中的生命找到回響的路徑。
近年來，隨著神經調控、精準康復和多學科協同等前沿理念的引入，意識障礙的治療正在悄然變革。在這一進程中，一群女性專家以堅定而溫柔的姿態，站在科研與臨床的交匯處，以“她力量”書寫著生命重啟的可能。
本期特別策劃對話三位來自不同專業維度的女性專家：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意識障礙病區楊藝，首都醫科大學腦重大疾病研究院智慧康復中心張學敏，國家康復輔具中心附屬康復醫院陶燕平。她們從“創新”“堅守”“呵護”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崗位出發，立體呈現了意識障礙治療體系的前沿進展與深層邏輯，也為我們揭示了在醫學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真正推動患者向“蘇醒”邁進的，不僅是設備與方案，更是醫生、康復師、護士合力托舉下的專業信念與人文溫度，是一份對女性力量的禮贊。
創新：“覺醒”之路的破局力量
(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外科意識障礙病區楊藝)
采訪人：楊藝主任，作為意識障礙治療領域中，為數不多的女性青年神經外科醫生，在您看來，意識障礙治療工作中最大的“破局點”是什么？
楊藝：從傳統角度看，意識障礙似乎是“非外科”的，很多時候神經外科的角色停留在初期減壓、后面修修補補。但大量慢性意識障礙患者在病情穩定后，意識始終未能恢復，他們的腦結構并非完全損傷——這意味著存在“網絡失聯但結構保留”的巨大空間。“破局”首先來自促醒機制的新理解，意識并非簡單的皮層活動，而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全腦網絡狀態，核心在于中樞——外周環路的神經震蕩是否處于動態同步中。這和趙繼宗院士提出的網絡神經外科理論是一致的。
很多昏迷患者之所以無法恢復，是因為丘腦喪失驅動功能，外周的感覺無法傳入，中樞的活動無法傳出，而傳統神經調控單一的刺激難以突破這個障礙。我們需要從網絡層面“重啟”這個失聯的宏觀環路，利用腦深部電刺激、脊髓電刺激、經顱磁刺激、外周電刺激等手段，實現結構性干預 功能性調節的聯合，采用具有針對性的“閉環”調控方式，更好提高患者的療效。
采訪人：您提到了“閉環神經調控”，能否詳細解析一下這一“閉環”概念的邏輯與技術優勢？
楊藝：閉環系統的核心，是從“單向輸出”轉向“雙向調節”，系統在干預后，能實時感知患者大腦的反應并動態調整參數。這就像是“大腦-設備”之間建立了一個實時溝通的通路，也是腦機接口形式之一。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用了可感知的腦深部刺激系統，來探索意識的標記物以及閉環刺激調節意識的范式。這類閉環技術本質上是一種“神經網絡重構工程”，通過不斷的數據反饋，幫大腦“找到出路”，也為未來意識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采訪人：脊髓電刺激作為傳統的疼痛干預手段，近幾年在意識障礙領域越來越火，它與大腦覺醒機制之間如何建立聯系，它的應用是否是確切有效的？
楊藝：我們團隊在何江弘主任帶領下，從2010年開始做脊髓電刺激治療意識障礙的嘗試，這是一個非常“非傳統”的想法，但實踐證明很有前景。我們10年回顧性文章也已經證明了脊髓電刺激的有效性。而在近年的實踐中，我們注意到很多意識障礙患者合并嚴重痙攣，常常影響行為表達和評估準確性。更深層的問題是：脊髓-腦干-丘腦皮層之間存在著雙向的調節通路，是意識和運動和另一種閉環。有一位創傷性意識障礙青年患者合并嚴重四肢痙攣，通過閉環反饋SCS治療，術后肌張力下降，意識也得到明顯改善，現在已經可以自己吃飯。
采訪人：對于植入式與非植入式神經調控，您提到的“階梯式干預鏈”概念，這套路徑在臨床中如何具體實施？
楊藝：我們目前實施的“階梯式干預鏈”其實是一個基于患者神經功能狀態而動態調整的決策路徑，分為四級：
一級干預是非侵入式評估：應用腦電(EEG)、ERP、fNIRS等工具，評估基礎神經反應與潛意識處理能力。若患者在P300、SSEP、MMN等方面仍有保留，進入下一步。二級干預是非植入式刺激：采用經顱磁刺激(rTMS)、經顱直流電(tDCS)、高頻音樂刺激等，對前額皮質、背側前扣帶皮層(dACC)等覺醒相關區進行刺激。三級干預是植入式腦部/脊髓刺激：對影像 電生理篩選后仍有希望者實施DBS(靶點如CL、CM-PF)或SCS(多階段調控)，實施外周與中樞聯合的閉環干預。四級干預是閉環BCI輔助反饋訓練：在植入干預后進入BCI閉環反饋階段，利用腦電誘導、機器學習分類器進行“腦-機-腦”動態交互，實現長期適應性調節。
這個模型強調“量化評估-分層干預-實時反饋”的閉環邏輯，并非“一刀切”的手術路徑，也不是打著聯合治療的旗號，疊加各種新設備治療，分層的核心是通過閉環，針對性提高每一類患者的響應率和轉歸可預測性。
采訪人：您是意識障礙領域中有實操經驗和影響力的青年女專家，作為“她力量”的代表，您怎么看女性在這個極高競爭強度的創新領域中的角色與價值？
楊藝：首先，我很慶幸在這個時代，一個女性可以以科學、技術、膽識、判斷作為立足之本，而非性別。我也越來越感受到，神經調控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更是一種“神經語言”，它要求你具備對各種反饋的共情力、對復雜系統的結構性理解、對失敗的容忍度和對突破的渴望。我相信，“她力量”不是情緒化的溫柔，而是那種在絕境中一毫米一毫米推進邊界的韌性。在昏迷患者的世界里，女性的善良、包容、堅持和耐心，是病人恢復意識的港灣，也是巨大能量。
堅守：在微光中創造“重生”
(首都醫科大學腦重大疾病研究院智慧康復中心張學敏)
采訪人：張主任，您長期致力于慢性意識障礙的康復聯合干預研究。在手術與電刺激越來越“顯性”的今天，強調基礎治療與長期康復的重要性是不是還有意義？
張學敏：我們常說，“意識障礙不是一場手術的小戰役，而是一場時間的拉鋸。”電刺激和腦機接口固然有驚艷的療效展示，但能受益于這些“精準靶向”干預的患者其實仍是少數。而更廣泛的患者群體，特別是那些缺乏明顯反應性或電生理“靶點”的人，依賴的依然是康復訓練構建的底層恢復環境。
我所理解的“堅守”，并不是對技術革新的遲疑和不接受，而是對生物-心理-社會多維機制的敬畏。意識恢復從來不是線性的，它需要代謝穩定、神經遞質重建、身體輸入回路激活、情緒狀態支持——每一個環節都很脆弱，但也可能成為“蝴蝶效應”的起點。所以康復做好意識障礙促醒的基本面，才能讓各種各樣創新的技術產生神奇的效果。
采訪人：目前國內對意識障礙藥物干預仍相對保守，也沒有一定的章法，您是否可以具體談談在藥物治療中的實踐？
張學敏：確實，目前全球范圍內意識障礙藥物治療的循證證據仍較為有限，但這不代表我們停滯不前。我們現在更傾向于以“神經調質再構 網絡可塑性誘導”為雙軸，制定分層化的藥物干預策略。我們和楊藝主任團隊一起，在神經興奮劑(上行激活)通路、皮質覺醒調和通路、情緒調節通路和電生理耦合輔助路徑等幾個方向，開展了一系列的臨床觀察，在提升皮層對刺激的“接收性”，加快突觸可塑性形成等方面都發現很令人振奮的結果。
比如我們最近一個病例，是一名42歲腦出血后的患者，事件誘發電位結果極為低平，腦電特征性信號也不好。但在聯合藥物治療2周后，P300逐步出現;之后開始遵囑動作，行為反應穩定后進入語言康復階段。這類進展很微小，但積少成多，就是功能轉歸的改變。
采訪人：意識障礙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您團隊在康復策略上有哪些特色路徑？
張學敏：康復同樣要遵循閉環的理念，我們強調三大要素：精準、節律、反饋。精準指的是評估基礎上的分型干預，判斷大腦局部皮層反應性，結合核心項建立康復目標。節律強調訓練強度與生理節律匹配，我們構建了一套“晝夜-交感-認知”三維配適模型。反饋體系則是我們的亮點，聯合腦機接口技術，構建了反饋系統，訓練時實時記錄患者腦區血氧與腦電響應，用以動態調整任務難度與模式。哪怕患者無法表達，也不能假設他沒有意識。我們要用科技工具去“讀懂他”，適應他，幫助他。
采訪人：面對長期臥床、反復訓練無效、家屬極度疲憊的現狀，您如何看待治療者的“心理耐力”問題？
張學敏：這是“堅守”的另一面——抗挫折。我們每一位醫生，面對的是“無聲的對話”“無反應的治療”，每天看到的是一樣的表情、一樣的指標、一樣的結果——這非常容易讓人陷入“技術懷疑”或“情感麻木”。
我們會從不同角度拆解“無效”的原因，是刺激不足?是藥物參數不匹配?是患者狀態誤判?這樣的科學推理，讓團隊找到“再堅持一次”的理由。給患者以“角色感”，醫學不是冰冷的科學，它也需要深深的“人文回路”。我想這或許正是女性醫生在這一領域能特別堅守的原因之一。
采訪人：對于您而言，“她力量”意味著什么？
張學敏：我覺得“她力量”不是來自性別，而來自韌性、共情與守望的意志。面對意識障礙這樣一個對醫療付出巨大的領域，很多人會問：“值嗎?”但我們不需要用外界來定義“值”。我們做的是一種“深海打撈”，哪怕只能拉起一絲意識的火花，也是人類對生命極限的尊重。女性在這一過程中，恰恰體現了那種“持續給予”“無條件支持”的心理特質，這是非常寶貴的力量。
呵護：以愛“喚醒”沉睡的生命
(國家康復輔具中心附屬康復醫院陶燕平)
采訪人：陶護士長，您帶領團隊常年呵護在意識障礙患者的床旁護理第一線。從專業護士視角來看，護理在意識障礙治療體系中的定位是什么？
陶燕平：我常說，意識障礙治療是一場“慢療之戰”，醫生是策略制定者，護士則是執行者、守望者、感知者。我們的職責不是簡單“照料”，而是把每一個醫學決策“落到實地”，用人文的方式鏈接患者的每一次微弱反饋。
意識障礙患者極易出現呼吸道感染、壓瘡、營養失衡等并發癥，護理團隊必須在氣道管理、翻身排痰、管道維護、體位循環等方面實現精細化操作，否則即便上層治療再先進，也容易因“地基不牢”而功虧一簣。患者很多反應是“偶發性”的，比如一次皺眉、一絲指動、一次心率突升——這些在醫學圖像中無法捕捉，卻可能是意識恢復的前奏。而護士是與患者接觸時間最長、最細致觀察的人群，我們建立了“意識覺醒觀察表”，每日記錄每一次“可疑覺醒信號”，并反饋給治療團隊。患者雖然不能回應語言，但他們依然有“接收”功能。我們推行“擬人化照護”理念用溫暖語言和患者“說話”、在治療中給予方向性引導和情感觸達，讓患者保持“人”的完整性，而不是被動“軀殼”。
采訪人：很多人以為護理是“經驗活”，但我們知道您在推動意識障礙護理“科學化”。能否談談您的做法？
陶燕平：護理當然需要經驗，但更需要標準化與數據支撐。尤其是在意識障礙患者的照護中，如果只憑主觀印象或者零散觀察，很容易遺漏關鍵變化，延誤干預時機。我們團隊一直在思考：能不能讓護理工作像醫生的治療一樣，有模型、有工具、有數據、有趨勢?于是，我們和楊藝主任團隊一起構建了“意識障礙護理評估三維模型”。這個模型從三個維度來評估患者的護理狀況：第一是基礎生命體征維度，比如呼吸模式、心率變異、皮膚溫度等，稍有波動就可能預示身體狀態的微妙變化;第二是行為反應維度，包括是否對聲音、光線、痛覺有反應，反應的頻率、幅度、持續時間等;第三是環境適應維度，這部分強調患者在不同護理操作下的耐受性、穩定性，比如翻身、吸痰、坐起等過程中的表現是否協調、是否誘發異常反射或不良反應。
基于這三個維度，我們開發了一套多維護理評分表，每位護士在交接班或重點護理時間節點進行評分。可以清晰看到患者在一周、一個月甚至更長周期內的功能波動軌跡。幫助我們精準發現哪一類刺激或護理操作最容易誘發正向反應，從而個性化調整照護方案，提前預判臨床變化，為醫生提供了寶貴的早期線索。
采訪人：護理團隊如何在壓力與慢性疲勞中維持動力？特別是面對很多“無回應”的患者時。
陶燕平：這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在做一件沒有立竿見影成效、又高度耗能的事情，這就要求團隊必須在精神層面有一種“信念錨”。
每個患者入院時，我們會為他寫一張“希望卡”貼在床頭——寫下家屬最想告訴他的一句話。每當患者有進步，我們就打一個“覺醒星”。這些“儀式”雖然簡單，卻給了我們一種“我們在推動生命的星辰轉動”的感覺，能維持情緒的正循環。我們護理團隊不是“獨立模塊”，而是嵌入醫生-康復師-心理師組成的“閉環照護團隊”。大家一起討論方案、復盤個案，護士不僅是執行者，也成為治療的一部分。這種“角色價值感”，是最強大的動力來源。我們還經常接觸家屬的情緒崩潰點——“為什么他還沒醒?”“我是不是該放棄?”這是醫學答案無法回應的問題。護理團隊要做的，不只是情緒安慰，而是把患者每一次微弱的進步具體、量化地“轉譯”給家屬。
采訪人：最后，請談談您對“她力量”的理解。
陶燕平：在重癥康復護理這個崗位上，“她力量”從來不只是性別的標簽，而是一種深沉而有力的專業氣質。面對意識障礙的患者，我們經常要面對“沒有反饋”的照護過程——他們不說話、不睜眼、不回應，但我們依舊要一遍遍呼喚他們的名字、刺激他們的關節、觀察他們細微的表情變化。這種工作，需要極大的心理韌性和情緒定力。我們要相信：即便看似沒有回應，但每一次護理操作都在悄悄積蓄康復的力量。有時，患者的一個微微握拳、一次皺眉，甚至只是心率的短暫波動，都是意識覺醒的“信號彈”。我們護士的“細膩”，不是柔弱，而是一種經過專業訓練后的敏銳，一種對生命狀態極致關注后的本能。我們會在照護中默默與他們對話，把他們當作有思想、有尊嚴的人來看待。正是這種共情，讓我們的護理超越了“技術”，變成了人與人之間最真實的連接。
結語
在意識障礙的治療道路上，沒有奇跡的捷徑，只有一次次微光的積累、一次次未知的挑戰、一場場跨學科的接力。楊藝主任以“創新”為燈，勇闖神經調控與腦機接口的臨床邊疆;張學敏主任以“堅守”為橋，打通智慧康復的協同通道;陶燕平以“呵護”為根，在日復一日的守候中，讓技術有了溫度。
她們代表的，不只是三種專業角色，更是當代醫學中日益顯現的“她力量”——這股力量，細膩而堅韌，理性而柔軟，既能洞察微毫、又能駕馭全局，既能破題創新、又能守護人心。如果說意識障礙之路是一次生命的重構工程，那么“她們”正是連接技術與生命之間的關鍵支點。她們不只是守望者，更是推動者、改寫者、重塑者。在這一場喚醒生命尊嚴與希望的長期戰役中，“她力量”不是陪襯，而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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