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安全距離”之所以會引起廣泛關注，實際上是其在社會長效效應中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
作者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
近日，青島李滄區法院調解的一起行人碰撞案件引發公眾熱議。案件中，劉女士邊打電話邊行走時突然轉身，與后方王某相撞，導致十級傷殘。根據監控記錄，調解中經分析認為，劉某雖然受傷，對于事故的發生存在較大的過錯，而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系事故發生的次要原因，最終調解王某賠償7萬元。這一裁決將“行人安全距離”推至輿論焦點，其背后的責任認定邏輯值得深入審視。
法律對行人安全距離尚無規定
何為“安全距離”？目前我國交通法規中關于“安全距離”的敘述，主要集中于駕駛機動車中的注意義務，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同車道行駛的機動車，后車應當與前車保持足以采取緊急制動措施的安全距離。對于行人之間的“安全距離”并無法律規定。
從民事法律出發進行分析，可以民法典過錯責任原則為依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過錯責任產生的前提是“行為人有過錯”。因此，以“安全距離”為由的民事賠償，亦不存在民法上的法律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無明確量化標準時，法院可以結合具體行為、損害后果及社會公平觀念，來平衡雙方責任。因此，即使法律未規定行人之間的具體安全距離，但“行人應確保安全通行”原則仍可作為司法調解的參考。
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需要綜合考慮
所以，可以將“安全距離”的實質內涵從兩方面解讀：一是合理預判，即根據前方行人狀態調整自身行為；二是及時反應，即保持足以應對突發動作的空間或速度。除此外，還應當對生活習慣、道德需求，以及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進行綜合考慮。
首先，安全距離的合理性需適配具體場合的通行習慣。在人群密集的商場或地鐵站，行人客觀上難以保持較大間距，此時注意義務更多體現為觀察或提前示意，而非苛求固定距離。在空曠的人行道或公園，后方行人則有條件通過繞行、減速或預留更多反應空間來避免碰撞，若未采取合理措施，其責任比例可能上升。安全距離并非機械數值，而是隨環境寬松程度動態調整的行為預期。
其次，道德義務在責任認定中具有補充作用。公共空間的通行不僅依賴法律約束，更需基于“相互禮讓”的倫理共識。例如，面對老人、兒童等行動不確定性較高的群體，后方行人即便在擁擠場所也應盡量擴大安全距離，這既是道德要求，也符合司法實踐中對弱勢群體的傾向性保護。
此外，安全距離的相對性還需納入文化習慣與風險預判的考量。相對性本質上要求行人以合理謹慎為標準，在具體場景中平衡自身自由與他人安全。
“誰受傷誰有理”背離公平原則
無論是調解還是判決，都應當堅持以法為據、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行人安全距離”之所以會引起廣泛關注，實際上是其在社會長效效應中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一是鼓勵疏忽者的冒險行為，行人可能因“責任在后方”的心理暗示放松自我約束；二是加重普通人的防御成本，迫使公眾在行走中采取過度避讓策略；三是模糊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使得損害結果本身成為歸責要素。當法律不能清晰區分“可預見風險”與“意外事件”時，公民對行為后果的預期將陷入混亂。
實際上，王某的7萬元賠償既非法定義務的履行，也非道德責任的承擔，而是司法平衡術下的特殊產物。這種處理方式雖實現了個案了結，卻未能回答“行人安全距離”的核心命題：在缺乏法律明確規定時，司法介入的邊界在哪里？當注意義務的設定超出社會普遍認知，法律指引應當如何彌合理性與現實的鴻溝？
“誰受傷誰有理”的思維是對公平原則的背離。法律可以同情傷者，但不能因此弱化過錯責任的審查。司法可以填補空白，但不能以犧牲行為公平為代價。
在糾紛中，裁判者更應恪守“行為-因果-主觀-責任”的關系鏈條，避免讓損害結果本身成為歸責要素，只有當司法真正擺脫“息事寧人”的路徑依賴，法律才能為社會確立清晰的行為預期。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媒體立場）
編輯 尹曙光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為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標記有誤，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