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迅速將美國變成有史以來最大的避稅港。要了解這一點，人們只需留意美國財政部退出共享企業所有人真實身份的透明度體制的指令、政府退出建立《聯合國國際稅務合作框架公約》談判并拒絕執行《反海外腐敗法》的所作所為，以及大規模的加密貨幣去監管化。

這似乎是破壞過往250年以來制度保障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違反國際條約，無視利益沖突，破壞權力制衡機制，扣押國會分配的資金。政府不是在辯論政策，而是在踐踏法治。

但特朗普確實喜歡一種稅：進口關稅。他似乎認為這是在讓外國人埋單，還可以借此為針對億萬富翁的減稅行動提供資金。他似乎還覺得關稅將消滅貿易赤字，讓制造業回歸美國。別忘了，關稅是由進口商支付的，會推高國內物價，而且征收關稅的時機——正值美國從通脹中復蘇——也是最糟糕的。

此外，基本宏觀經濟學原理表明，多邊貿易赤字反映的是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之間的差額。特朗普為億萬富翁減稅的做法將擴大這一差額，因為赤字會減少國內國民儲蓄。因此諷刺的是為億萬富翁和企業減稅等政策，其實會增加貿易赤字。

自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上臺以來，保守派一直聲稱可以借助促進經濟增長來收回減稅成本。但里根沒有做到這一點，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也未能做到。實證研究證實，對富人減稅對經濟增長或失業率沒有產生任何可衡量的影響，但卻會立即且持續地加劇收入不平等。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案》——也是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企業減稅法案——的擬議延期，將在未來30年內使美國國家負債額增加約37萬億美元，而且還不會帶來承諾的經濟提振效果。

特朗普還在微觀經濟層面加劇貿易逆差。美國已成為一個服務型經濟體，其最大的出口產品是旅游、教育和醫療保健。但特朗普卻系統性地削弱了這三者。試問哪個游客、學生或病人在知道自己可能被肆意拘留并關押數周的情況下，還愿意來這里呢？對美國一流教育機構的破壞、學生簽證的隨意作廢以及對科學研究經費的削減，讓這些關鍵部門籠罩了厚厚的陰云。

特朗普這種存在戰略缺陷的做法已經產生了反效果。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后者有許多關鍵進口產品都依賴前者供應。中國已經采取了報復行動。對滯脹（更高的通脹加上增長停滯）的恐懼沖擊了股票和債券市場，而這僅僅是個開始。

由于埃隆·馬斯克領導的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的存在，今年的稅收收入可能會因為執法力度和合規性的減弱而銳減10%以上。近5萬名國稅局工作人員的離崗將導致未來十年稅收減少2.4萬億美元，相比之下旨在增加國稅局工作人員的《通貨膨脹削減法》則預計增加6370億美元稅收。其議程顯而易見：不僅要降低富人的稅率，還要削弱執法力度。

在一個資本和富人可以自由跨境的世界，國際合作是各國政府確保跨國企業和超級富豪公平納稅的唯一途徑。在此背景下，停止執行受益所有人數據收集、容忍匿名性增強的加密貨幣市場、放棄締結新的聯合國稅收公約和全球最低稅率的進程，都揭示了一種蓄意的行為模式：拆除旨在打擊避稅和洗錢的多邊框架。“暫停”執行《反海外腐敗法》的做法表明，美國甚至不再介意賄賂和貪污。

我們看到的是特朗普、馬斯克和他們的億萬富豪親信們顯然試圖仿照離岸世界的無法無天地帶去打造一種資本主義。這不僅僅是反抗征稅，更是對所有那些威脅到財富和權力的積累的法律的全面攻擊。

這一點在他們對加密貨幣的采納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監管不足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在線賭場和博彩平臺的爆炸式增長推動了全球非法經濟的發展。在特朗普治下財政部取消了對那些交易混淆洗白平臺的制裁和監管。特朗普甚至簽署了建立“戰略加密貨幣儲備”的行政命令并舉辦了首屆白宮加密貨幣峰會。美國參議院也緊隨其后，刪除了一項要求加密貨幣平臺識別和報告用戶的法律條款。

特朗普本人也發行了一種備受爭議的穩定幣并可能很快推出一款“大富翁”式的、以加密貨幣作為貨幣的電子游戲，他現在已經讓一位加密貨幣業內人士保羅·阿特金斯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掌舵人，而此人也是一個倡導加密資產和非銀行金融系統的政策小組的成員。

加密貨幣只涉及一件事：保密。我們已經有了美元、日元、歐元等完美的貨幣，也具備購買商品和服務的高效交易平臺。對加密貨幣的需求來自那些隱匿資金的渴望。那些參與洗錢、避稅和逃稅等邪惡活動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所作所為被輕易追蹤到。

世界其他國家不能袖手旁觀。我們已經看到全球合作是可以發揮作用的——對跨國企業利潤征收的15%全球最低稅率就證明了這一點，而目前已經有50多個國家正在引入這一稅率。在二十國集團（G20）內部，去年在巴西的領導下達成的共識要求超級富豪們支付他們應當繳納的份額。

美國與國際協議保持了距離，但矛盾的是美國外交的缺席可能有助于加強多邊談判以取得更為雄心勃勃的成果。從前美國會要求削弱一項協議（通常是為了使某一特殊利益集團受益）但最終拒絕簽署——這就是經合組織就跨國公司征稅問題進行談判時發生的情況。如今世界其他國家可以著手設計一個公平、高效的全球稅收架構了。

獨裁主義正日益抬頭，而通過國際合作和包容性機構來解決極端不平等問題才是其真正替代方案。美國的自我孤立為在真正多邊的基礎上（一個二十一世紀的“G-1”集團）重建全球化創造了機會。

（作者系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最新著作是《通往自由之路:經濟學與美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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