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五年前，我曾警告說我們距離滯脹只差一場供應鏈的斷裂。在通脹飆升與全球需求復蘇乏力的聯合作用下，滯脹確實在新冠疫情沖擊后短暫爆發了一陣。但與疫情一樣，這場經濟中斷很快就平息了。如今一種更令人擔憂的滯脹形式正在醞釀之中，并可能對全球經濟和世界金融市場造成嚴重而持久的后果。

這兩種滯脹的重要區別在于損害的性質。在新冠疫情期間，供應鏈因需求的顯著轉換而受到壓力——封鎖初期人們消費了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服務，而在重新放開后則一下子反了過來。這導致了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半導體元器件短缺和全球航運瓶頸，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大約貢獻了2021~2022年間美國通脹飆升幅度中的60%。這些供應鏈中斷狀況差不多兩年后才開始消退，通脹壓力才得以緩解。

而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保護主義做法所引發的全球供應鏈徹底重新排序相比，當時那種暫時性中斷如今看來簡直微不足道。出于各類意圖和目的，美國正在與各類全球貿易網絡，特別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供應鏈，甚至有可能是通過被稱為貿易協定“黃金標準”的美墨加協定將北美連接在一起的供應鏈脫離或脫鉤。

這些行動將逆轉供應鏈的效率，而學術研究表明正是這一效率在過去十年中使美國的通脹率每年至少降低0.5%。這種逆轉是由美國對其前貿易伙伴新產生的蔑視所驅動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新冠疫情的動蕩有一個明確的終點，而對美國的不信任將在特朗普離任后長期存在，也不存在快速或簡單的解決辦法。

生產向美國的回流不會一帆風順。特朗普認為國內外企業宣布的大規模投資是美國制造涅槃重生的跡象。然而各類生產平臺不可能像樂高積木一樣被拆散和重新組裝。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項目都需要多年規劃和建設才能逐步上線。

但在當今政策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下，針鋒相對的報復性關稅和制裁很可能會隨著特朗普的一時興起而改變，因此生產回流性投資有可能遭到遏制甚至完全撤銷。美國從全球化中撤退后，世界其他國家也很難收拾殘局并發展新的供應鏈。

正如美國需要時間去重建國內產能一樣，其他國家重組貿易安排的努力也將曠日持久。如果說全球價值鏈反映的是比較優勢的效率，那么這種生產、組裝和分銷平臺的重組就有可能增添新的低效率，從而提高全球的成本和價格。

這款滯脹“雞尾酒”中還有一種更為隱蔽的成分：中央銀行的政治化。在這方面美國再次走在了前列。特朗普堅持認為，他有權對美聯儲的政策行動進行評判，并多次大聲表達了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近期決定維持政策利率不變的不滿。

特朗普還可能進一步對美聯儲的獨立性發起攻擊。總統最近宣稱他可能會迫使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下臺，認為后者的“任期越快結束越好”。雖然特朗普后來收回了這一威脅，但此舉與他擴大行政權力的更廣泛——且似乎違憲的——推動是一致的。作為這種權力攫取的一部分，他已經瞄準了其他獨立機構，出于政治目的非法解雇了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領導人。誰又能保證一向反復無常的特朗普不會出爾反爾，再次攻擊鮑威爾呢？

在最低程度上，特朗普正是在通脹壓力因為各類新供應鏈中斷狀況而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加大了對美國貨幣政策的政治施壓。再加上他眾所周知的弱勢美元偏好，當前的情況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情況極為相似，當時弱勢美元和弱勢美聯儲加劇了美國的首次滯脹爆發。還記得當時如無頭蒼蠅般的美聯儲主席威廉·米勒嗎？這對當時在美聯儲任職的筆者來說，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經歷。

滯脹硬幣的另一面是美國和全球經濟不斷增加的衰退風險。這又讓我們回想到美國和全球經濟越來越有可能受到普遍、持久的不確定性沖擊以及與此相關的企業和消費者決策癱瘓。4月2日實施所謂的“對等”關稅，特朗普加以慶祝。在筆者看來，這更像是一種會招致報復并可能導致全球貿易周期下滑的破壞行為。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世界將極難逃脫衰退。

特朗普議程的結果可能與20世紀初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另一項保護主義政策失誤）之后的全球貿易戰一樣具有破壞性。鑒于當前美國的關稅甚至比當時還高（事實上比1909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高），這讓我們有必要回想起1929~1934年全球貿易萎縮65%的事實。今天的世界如能擺脫滯脹，可能就已經很幸運了。

（作者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投資有限公司主席，著有《失衡：美國和中國的相互依賴》和《意外沖突：美國、中國以及錯誤敘事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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