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世界正步入貿易碎片化新階段。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及美國發起的全球關稅爭端表明，經濟自由化范式已發生根本性轉向。這種轉變意味著，國際社會短期內難以重建統一的多邊貿易框架，各國須將戰略重心轉向強化內需驅動，以抵御外部沖擊。
中國經濟也發展到了內需驅動的階段。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進入中后期，傳統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債務壓力累積等現實挑戰，而消費需求正從“小康型”向“富裕型”躍遷，服務消費、新型消費、區域下沉市場等內需潛能持續釋放。國家統計局公開的信息顯示，過去五年由內需推動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過80%。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凸顯，消費升級與產業轉型形成共振。
我國正經歷從“富起來”向“樂起來”的深刻轉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我國已構建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物質基礎，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這一階段的發展邏輯正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速轉向更注重發展質量與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從“物質富裕”走向“精神富足”。這一階段，消費結構從物質需求主導轉向精神文化、生態宜居等多元化品質追求，發展動能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躍升，數字經濟等新業態成為重要引擎。
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作為“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可以看到，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是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的具體安排。
在此背景下，落實大省擔當，“實施中國大腹地戰略”的構想應運而生。這一戰略聚焦四川、重慶、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貴州、廣西十省份，覆蓋人口逾5億，經濟總量占超全國30%，構筑“大腹地”經濟空間。這一重構打破沿海優先路徑依賴，將腹地提升為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承載區，通過嵌入腹地經濟韌性對沖外部不確定性，實現從“沿海附屬支撐”向“內陸增長極核”的范式躍遷。
2014年，盤古智庫創新性提出“天元戰略”，即以重慶、成都、西安、鄭州、武漢、長沙等城市構建我國內陸經濟發展新軸帶，進而形成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點。盤古智庫歷經十余年深耕，持續深化西安、武漢、長沙、成渝及中原等區域的產業調研與政策研討，志在推動該戰略從理論構建走向實踐共識。面對新發展格局，我們進一步提出“中國大腹地”戰略，希冀通過研究大腹地資源整合，著力探索內陸經濟縱深空間在國家雙循環體系中的核心引擎作用，為“十五五”時期規劃提供參考。
本課題將突破傳統“東、中、西部”梯度發展理論，構建新時代“陸權 海權”范式——以高鐵網絡重構地理時空格局，以數字經濟賦能要素流動，突出重慶、成都、西安、鄭州、武漢、長沙等城市的戰略樞紐功能，聯動長江經濟帶、西部陸海新通道及“一帶一路”核心區，構筑四川、重慶、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貴州、廣西十省份“大腹地”經濟空間，進而通過重塑區域經濟地理格局，對沖外部不確定性，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
二、中國經濟地理與區域格局的蝶變重塑
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東部—中部—西部”梯度發展框架，本質上是基于上世紀80年代資源約束條件下的戰略選擇，契合當時的要素稟賦差異，在當時是非常正確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經過約四十年的發展，中國東中西部傳統劃分所依托的宏觀環境與資源條件已發生根本性改變，國家財力、資源整合能力及對外開放水平遠超改革開放初期。今天看來，東部范圍狹窄，中部過于靠東，西部處于中間且跨度過大，如成都并非“西部”，而是在胡煥庸線以東，距拉薩約2100公里（駕車行駛距離，下同），至上海約1950公里；西安實為地理中心，至烏魯木齊達2600公里，到上海僅1400公里。“東、中、西部”劃分不滿足當前發展情況，長期沿用該劃分導致政策慣性及一定程度上的資源錯配，難以適應新現實。
經濟地理格局亟須突破歷史框架，重構認知。20世紀80年代對經濟地理的認知直接塑造了以沿海優先發展為核心的區域戰略，如今基于新發展階段的空間重構，亟待建立一套契合現實條件、面向未來的經濟地理劃分框架。這種重構不僅關乎區域發展政策的科學性，更將從根本上影響未來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效能。
長期以來，“中西部”常被冠以“經濟滯后”的刻板標簽。然而，當前高鐵網絡重塑時空距離，城市群打破行政壁壘，全球價值鏈重構產業布局，中西部核心城市已實現顯著發展轉型。在外向型經濟承壓的同時，以成渝、西安、鄭州、太原、武漢、長沙、貴陽為代表的內陸核心城市群依托龐大經濟體量、人口基數及市場縱深，凸顯獨特發展優勢；重慶、西安、成都、長沙等新興“網紅城市”的崛起，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對區域經濟地理認知的更新。
三、“三級圈層結構”多維度定義中國大腹地
腹地，即國家中部不沿邊不沿海且人口經濟文化密集的區域。我們將中國大腹地的空間維度界定為三級圈層結構體系：
1.一級圈層（核心圈層）：“腹三角”（成渝、西安）核心戰略腹地。當前，由成渝、西安構成的“腹三角”地區是國家戰略腹地“第一梯隊”，承擔國家經濟縱深布局的核心載體功能。
2.二級圈層（天元圈層）：由成渝、西安、鄭州、武漢、長沙、太原、貴陽等城市構成的城市群（即盤古智庫2014年提出的天元城市群），形成區域協同發展的關鍵支撐。
3.三級圈層（擴展圈層）：以成渝、西安、鄭州、武漢、長沙、太原、貴陽城市群為樞紐，聯動四川、重慶、陜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貴州、廣西十省份，構建跨區域輻射的聯動發展網絡。嚴格意義上講，“不沿邊”才叫做“腹地”，但考慮到在貿易碎片化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經濟貿易一體化深度推進的可行性極大，而滇桂深度對接中南半島——云南是我國通往東南亞和南亞的重要陸上通道，定位為“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廣西是西部陸海新通道關鍵區域，所以盡管云南和廣西均為沿邊省份，依然將這兩省份納入“大腹地”。
該結構通過層級遞進的輻射模式，實現從核心戰略支點向泛區域的功能傳導與資源整合。立足國內大循環主體定位，以大腹地超大規模產業、人口、市場優勢（10省份常住人口5.4億、GDP約42萬億元，占全國人口總量的39%，經濟總量的31%），強化陸路通道與輻射能力，構建面向陸地的開放高地、AI時代創造休閑的樂地、中國內循環的主力軍，激發強力驅動的新增長極。
四、區位與基礎優勢助推中國大腹地呼之欲出
（一）大腹地的區位優勢：戰略區劃及通道功能
建設大腹地，和國家大戰略是相吻合的。大腹地是西部陸海新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長江經濟帶的交匯。成渝城市群位于長江上游，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位于長江中游，鄭州、西安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起點。西部陸海新通道面向東南亞，中歐班列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物流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中亞、歐洲方向。沿江通道串聯長三角、長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加速長江經濟帶一體化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大腹地可成為一條新的國家主軸。
同時，大腹地是區域戰略的結合點：川渝戰略腹地、關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大腹地戰略通過統籌成渝、關中平原與長江中游三大區域，形成了一個經濟總量充裕、人口基數龐大、地理空間緊湊的區域。
（二）基礎設施躍升：重塑人口與資源流向
近年來以“腹三角”為核心的大腹地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升級，區域內高鐵網絡、水運通道、航空樞紐等綜合交通體系顯著優化，互聯互通水平大幅提升。尤為突出的是，該經濟圈集聚了全國航空運輸的核心資源——在中國前十五大機場中占據七席，這一布局不僅體現了大腹地在交通方面的戰略地位，更彰顯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和區域吸引力。
按2024年旅客吞吐量排名，成都/天府和成都/雙流機場（2024年旅客吞吐量分別為5490.6萬人、第五，3243萬人、第十二）、重慶/江北機場（4867.7萬人，第七）、昆明/長水機場（4717.8萬人，第十）、西安/咸陽機場（4703萬人，第十一）、武漢/天河機場（3140.6萬人，第十三）、長沙/黃花機場（3121.8萬人，第十四），占全國前十五大機場七席。高鐵網絡方面，成渝城市群“1小時經濟圈”覆蓋多城，成渝雙城1小時通達，成渝至西安、貴陽等城市實現3小時經濟圈。
交通網絡完善驅動人口要素聚集，近年來，人口向西回流趨勢明顯。2024年，成都常住人口數為2147.4萬人，比2023年末增加7.1萬人，川渝兩地一年凈流入人口近30萬，且年輕人口流入率高。2024年，貴陽常住人口增量19.96萬人，居全國之首。這種流動格局重塑了區域人口分布，也為中西部城市群提供了持續的發展動能。隨著城鎮化深化和都市圈內部人口再分配，這一趨勢將進一步強化，成都或成為全國人口第一城。
五、中國大腹地，內循環主平臺更是亞洲大腹地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從亞洲做起”。時代經緯中與世界版圖里的東南亞，處在亞洲與大洋洲、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十字路口”，是國際經貿往來的重要樞紐，這里多邊合作、開放融通的浪潮更是不可阻擋。
與此同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程中，科技進步與數字化浪潮推動經濟重心從單一海權主導轉向海陸權并重的雙軌模式。高鐵技術突破時空限制，重構歐亞大陸經濟地理格局，通信與信息技術打破地理壁壘，實現生產要素的跨陸域實時聯動。
我們將亞洲經濟發展較好國家板塊的集合定義為“經濟亞洲”——不是傳統的地緣亞洲，而是選取東亞、東南亞、南亞三個板塊構筑“經濟亞洲”。“經濟亞洲”GDP占亞洲總GDP的86.63%，人口占亞洲總人口的89.32%，是亞洲展現發展活力的重點板塊。近年來，“經濟亞洲”的主要國家中，印度GDP增速維持在高位，印尼、中國保持在5%左右。“經濟亞洲”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
以“腹三角”為核心的中國大腹地，是周邊的中心、也是“經濟亞洲”的大腹地。從地理位置來看，中國大腹地也是“經濟亞洲”的腹地，展現出了中心地位和聯接點作用——無論是航空、陸路、鐵路，還是信息公路，中國大腹地都是舉足輕重的中心區域。未來，中國和東南亞、南亞、東北亞在自貿區建設、經濟一體化建設等方面會出現更多的成果，區域要素的流動將加速，中國大腹地將成為吸納各種要素的流入、輻射各種要素流通的高地。
大城市是經濟活動的強大引擎，對區域乃至全球經濟格局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大城市也是把握經濟脈搏、促進區域合作與發展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單元。以2023年數據為例，“經濟亞洲”主要大城市的GDP占總GDP的25%，集中人口達3億以上，占總人口的7.53%。
從大城市互聯互通的視角來看，以航空交通的角度考量，中國大腹地恰好處于“經濟亞洲”主要大城市網絡的中心位置。無論是北邊的東京、首爾、大阪、名古屋、北京，還是東邊的臺北、上海、杭州、南京、蘇州，南邊的深圳、香港、廣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雅加達，乃至西邊的孟買、新德里，“腹三角”都保持了相對均衡的飛行距離，這使其成為連接亞洲各大經濟體的天然樞紐。以成都為例，“經濟亞洲”大型城市與成都之間的飛行距離大多為3000公里以內，飛行時間在5小時以內。
十省份、三級圈層構建的大腹地，是中國的腹地、周邊的中心、亞洲的腹地。要利用好大腹地的位置優勢，深度激活中歐班列與西部陸海新通道的戰略協同效應，形成銜接東南亞供應鏈與歐亞大市場的戰略支點。依托樞紐節點培育臨港經濟、跨境服務等新業態集群，推動大腹地形成要素高效流通、產能深度合作的開放型經濟走廊，重塑陸海內外聯動的經貿新格局。
六、大腹地是生活樂地：從“富起來”到“樂起來”
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推動國家發展格局深度轉型。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過去致力于讓人民群眾富起來；面向未來，在物質基礎日益堅實的背景下，人民更需追求精神層面的富足，讓“快樂”成為發展的新注腳。
大腹地生態宜居。優越的自然環境是“樂地”構建的基礎。無論是云南大理的風花雪月與古城煙火，青城山的道法自然，秦嶺的生態詩篇，還是其他承載地域文化的動人故事，這些中國腹地的自然山水與文化符號，共同構建了“樂地”的敘事核心。它們以松弛的節奏、和諧的氛圍和深度的體驗，詮釋著一種超越物質的生活哲學：在快時代中尋找慢智慧，于發展浪潮里守護心靈棲息地。自然環境吸引人口聚集，繼而催生經濟繁榮與文化積淀，這種“自然基底——人口集聚——經濟文化”的發展邏輯，正是大腹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密碼。
大腹地慢生活文化氛圍濃郁。大腹地有足夠的空間和文化基礎，通過“松弛感”的生活狀態吸引人才定居，推動康養、文化、教育等產業融合，建立幸福生活標準體系，輸出“慢節奏、高價值”的中國式現代化生活方式。以成都與大理為例，近年來，相較于超大城市因高成本導致的宜居性下降，成都通過生活品質優勢（連續15年位居“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持續吸納人口流入。近十年成都常住人口增長576萬，增量全國第二，2023年人才總量超600萬。同時，大理等特色城市憑借獨特的文化生態吸引力，正成為新就業形態（如數字游民）的聚集地。未來，中國大腹地將進一步增強人口承載能力，成為中國的重要增長極。
七、大腹地是靈識智地：AI時代的山水腹地、新質生產力增長地
中國山水文化自古便承載著“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哲學意蘊，山川形勝不僅是靈感的源泉，更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載體。在大腹地，青城山以道教洞天的幽玄之境詮釋著天人合一的玄思，終南山以隱逸傳統沉淀出世入世的生命智慧，岳麓山以書院文脈延續著儒家“比德山水”的教化之道；而渭水、漢水、湘水，或如血脈滋養農耕文明，或以清波映照楚辭風骨，或以浩蕩之勢串聯起湖湘文化的跌宕史詩。山水之間，自然造化與人文哲思交織，在峰巒疊翠與碧波瀲滟中孕育著中華文明的深層靈感。
如今，AI將顛覆傳統生活方式，推動人類進入“新游牧時代”“數字游民時代”。城市格局將因商業體系重構而分散化——未來，購物不再依賴實體商場，辦公完全融入移動空間，人們擺脫地理束縛，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遷徙，形成“逐資源而居”的動態生活形態。人類從固定空間轉向流動場景是必然趨勢，數字游民時代的到來已初現端倪。技術加持下，人類可能90%的時間用于探索與創造，社會運行效率與個體自由度達到空前高度。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物理空間的遷徙，更預示著精神價值的升維：當物質需求被高效滿足后，對靈感、自然共生、心靈自由與創造性表達的追求將成為核心驅動力。我們從“知識時代”進入“見識時代”，又進入“靈識時代”。山水腹地作為連接數字文明與生態文明的載體，正在重塑人類生存的底層邏輯。隨著大腹地進一步強化創新與人才集聚，最終將實現從“地理腹地”“山水腹地”向“創新高地”的躍遷，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增長極。
八、大腹地是消費高地：文化歷史旅游資源厚集區
全球化退潮帶來經濟碎片化，中美貿易摩擦及全球關稅壁壘加劇了經濟區域化趨勢，海洋經濟主導的單一發展模式難以持續，中國需向內需型經濟轉型。內需市場的戰略培育成為中國經濟韌性的關鍵支撐。
大腹地差異化的消費文化與偏好成為撬動內需升級的關鍵。例如，成都擁有獨特的城市氣質與生活哲學。這里的生活氣息并非緣于財富積累后的消費主義，而是根植于市民骨子里的從容與閑適。與一些城市“先富后享”的模式不同，成都人將休閑視為一種文化本能，茶館、綠道、市井巷陌中流淌著對生活的熱愛。
大腹地擁有人口基數與結構優勢。大腹地十省份覆蓋人口逾5億，經濟總量占比超全國30%，其消費梯度特征既能承接高品質商品與服務，又能孵化新興品類。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中部市場通過“內需金字塔”布局將持續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戰略縱深，形成抵御外部沖擊的“內循環護城河”。
當前我國人均GDP雖已突破1.3萬美元，但距離現代化目標仍有差距。未來，人均GDP將向2萬~3萬美元區間躍升。這意味著擁有五億人口的大腹地將釋放出數萬億美元量級的增長潛能。同時，這種跨越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倍增，更在于通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激活內陸市場潛力，形成“以增量帶存量”的良性循環，最終實現發展成果由沿海向內陸、由城市向鄉村的全面滲透。這一過程中，龐大人口基數與持續增長動能的疊加效應，將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堅實的支撐。
大腹地是歷史文化與旅游資源的核心聚集區，其多樣性和獨特性顯著推動消費增長。例如，河南省匯聚了洛陽龍門石窟、開封清明上河園等歷史遺跡，以及嵩山少林寺等文化地標，吸引游客體驗武術、唐三彩制作等特色活動；山西省平遙古城、代縣雁門關等古建筑群，展現了明清商貿與軍事文化，成為文旅消費熱點。這些資源通過主題公園、深度游線路等多元化開發模式，將歷史場景轉化為可參與的消費場景，持續激發文旅市場活力。同時，網紅城市的魅力往往根植于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例如成都的寬窄巷子以清代街巷肌理融合現代文創空間，金沙遺址用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神秘圖騰“太陽神鳥”驚艷世界；長沙的太平街以375米魚骨狀街區濃縮西漢至當代的湖湘煙火，謝子龍影像藝術館在濕地公園上重構藝術與歷史的對話；西安的大雁塔作為玄奘藏經之地，其唐代磚塔結構與夜間光影秀形成時空交響，而“大唐不夜城”更以盛唐風格建筑群為景觀基底，打造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夜游體驗。這些城市通過活化歷史遺產，讓文化基因在現代場景中持續煥發吸引力。
大腹地是新消費IP的涌現地。拉動消費需要IP，而網紅城市往往是IP的主要涌現地。在內循環經濟格局下，大腹地正成為新消費IP的重要孵化場域。以成都、重慶、西安、長沙等為代表的網紅城市，通過將地域文化基因與互聯網流量深度融合，構建起獨特的城市IP生態。這些城市依托消費升級趨勢，將“網紅經濟”從流量變現拓展為全產業鏈協同發展——西安通過“大唐不夜城”等沉浸式場景活化傳統文化IP，重慶以“8D魔幻”地形塑造空間美學符號，成都用安逸生活哲學打造慢消費品牌……2024年8月，清華大學國家形象傳播研究中心發布《短視頻時代的大眾文旅生活白皮書》，其中“抖音TOP20打卡城市”中，大腹地區域內城市列7席。
經濟轉型不僅體現在規模層面的GDP增長，更深刻反映為經濟形態的全面升級。這種轉型涵蓋多重維度：內需驅動模式的構建、社會福利制度的優化以及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等。這些變革共同構成了新時期腹地經濟發展的核心使命，通過結構性調整實現高質量發展。
九、大腹地是安全與發展重地：產業多元化力促新三線建設
202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出，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四川、重慶、貴州、陜西等地都啟動了新的政策舉措，旨在爭取更多優質大項目落地。
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的中國，構建安全與發展并重的大腹地是實現國家經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大腹地不僅是經濟中心輻射的核心區域，更是分散風險、保障戰略安全的關鍵載體，需覆蓋人口、經濟總量、基礎設施、高科技產業、安全體系及應急保障等多維度。
重視資源與市場的戰略縱深，依托大腹地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龐大的人口基數，形成內需驅動的經濟循環，降低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做好產業鏈與基礎設施的冗余配置，將重要產業鏈環節分散于不同區域，避免單一節點風險，同時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增強區域間要素流動效率。緊抓科技與安全的自主可控，在高科技領域（如芯片、人工智能）強化自主創新，依托腹地內科研資源與人才儲備，突破“卡脖子”技術，保障關鍵領域安全，同時，推動安全產業與應急保障體系的區域協同，形成覆蓋全域的風險防控能力。注重區域協調與動態平衡，通過城市群聯動優化資源配置，既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又避免資源過度集中導致的脆弱性，實現“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安全格局。
通過空間分散與功能互補，將支撐經濟提升的“雞蛋”置于多個維度的“籃子”，在發展中筑牢安全屏障，在安全中釋放增長潛力，最終構建起抵御內外風險、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國家經濟安全體系。
十、結論與建議
大腹地戰略是應對全球化退潮、推動面向陸路開放和驅動內循環的重要抓手。中國大腹地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應對百年變局的系統性戰略設計，通過區域協作的突破，助推通道經濟升級，拓展物理聯通和數字聯通，以實現其核心價值：降低對外依賴、構建內生動力、推動亞洲經濟一體化。建設中國大腹地不僅是地理空間的再平衡，更是全球化新形勢下的主動戰略選擇。
結合當前政策導向與發展需求，針對中國大腹地建設的推進，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強化頂層設計，將建設中國大腹地戰略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
將中國大腹地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層級，通過“十五五”規劃明確其功能定位與發展路徑。依托成渝雙城經濟圈、長江經濟帶等既有戰略框架，統籌重大生產力布局與安全備份需求，推動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形成多層次、網絡化的區域協同發展格局。通過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促進要素資源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打造具有強大輻射帶動能力的國家大腹地。
第二，全面加快升級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水平。
深化中國-東盟區域協同發展，擴大對外開放合作。以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為契機，全面升級中國-東盟自貿區合作機制，加快推動形成更高水平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要重點加強國際物流通道建設，完善多式聯運體系，促進腹地區域與東盟國家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積極探索建設跨境經濟合作區，創新數字貿易、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合作模式，打造面向東盟的開放合作新高地。同時，要拓展與南亞、東北亞等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構建更加多元化的區域合作網絡，提升大腹地區域在國際循環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第三，向中國大腹地地區傾斜國家級公共資源。
加大中央財政對大腹地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持力度，重點支持建設一批高水平大學和區域性醫療中心，如河南有必要建設985高校。通過政策激勵引導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向腹地區域流動，切實提升民生保障能力和水平。要特別注重增強公共服務體系的韌性和可持續性，為人口集聚和扎根創造良好條件。在大腹地設立部委政策先行先試試驗區，賦予試驗區特殊權限，建立央地協同機制破除行政壁壘，新政策新舉措優先在腹地落地測試，加速成果轉化。
第四，引導頭部企業戰略布局，新設央企總部優先落地大腹地。
積極引導國內頭部企業和中央企業向腹地區域進行戰略布局，新設央企總部優先落地大腹地，鼓勵企業總部功能、創新業務板塊向腹地轉移。推動央企與地方共建產業生態圈，形成產業鏈上下游協同發展格局。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跨區域產業聯盟和創新聯合體，打造以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為核心的若干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產業增長極。
第五，在大腹地布局2~3個國家實驗室，聚集一批國家資金支持的卡脖子工程項目。
在中國大腹地區域優先布局建設2~3個國家實驗室，建設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重大創新平臺，建設多個國家級重點算力基礎設施，給予專項政策和資金支持，推動國家創新基金在大腹地的投入。推動建立區域高校聯盟和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重點培養適應區域發展需求的復合型人才。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聚集國家資金支持的科技卡脖子工程，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形成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為大腹地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撐。
第六，發揮市場的核心作用，完善大腹地區域市場機制與規則體系。
在大腹地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打破行政壁壘，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健全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等制度，保障市場主體權益。推動土地、勞動力、數據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鼓勵企業通過差異化競爭提升產品服務附加值。推動城市群內部產業分工協作，以市場力量優化產業布局，推動產城融合與可持續發展。
中國“大腹地”，正通過持續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中國市場的消費增速和進口規模持續擴大，不僅成為亞洲區域的經濟樞紐，更逐步發展成為全球共享的消費大市場和經濟增長極。2024年中國進口總額18萬億元，同比增長2.3%，進口規模創歷史新高，預計連續16年穩居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是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是全球分工體系中堅實可靠的組成部分。這種開放姿態既促進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也為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了確定性。未來，隨著中國大腹地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個日益成熟的“全球消費大市場”將通過更高效的市場聯通和要素資源共享，為世界各國創造更多互利共贏的發展機遇。
經濟貿易碎片化可能成為未來較長時間的一個客觀事實。在內循環戰略框架下，大腹地作為國家經濟的主平臺與主角，承載著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使命，孕育著亞洲區域協同的時代機遇，更肩負著促進全球合作共贏的重要責任。大腹地戰略，是以“腹地邏輯”重構產業、交通與人文網絡，最終形成周邊的大腹地、“經濟亞洲”的大腹地、全球的經濟腹地，成為輻射亞洲乃至全球的“新增長極”。站在新的歷史方位，讓我們以開放包容的胸襟、互利共贏的理念，攜手共建充滿活力的中國大腹地，為區域繁榮與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持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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