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競技體育，有什么變化沒有？對一個足球迷來講，沒變化，無非就是收看轉播的方式更多了，可用的工具更便攜了。而“去現場”，或是去有大屏幕直播的酒吧，和眾人在一起大呼小叫，依然是最優的看球方式。

其他的體育比賽呢？想來似乎也一樣。愛看擲鐵餅的，愛看跑步的，愛看游泳的，在看的時候，觀眾都會有一種屬于一個整體的感覺。你喜歡和推崇的選手，你知道同時有許多人都在喜歡和推崇，希望看到他/她贏下比賽；而足球，它不僅是第一球類，而且是體育中的第一運動，就因為一支球隊并非僅僅代表一群球員自己，而是代表了一整個群體——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一所學校，一群為這支球隊念念在心的球迷，諸如此類。

這個群體的利益，被認為大于所有球員利益的總和。最狂熱的球迷，以及不狂熱的普通支持者，還有更廣大的“被代表者”（比如一個人根本不看足球，但在得知自己國家球隊輸球的消息時可能也會嘆口氣），腦中一旦有了“本方/對方”“我們/他們”的概念，就會覺得自己是歸屬于某個群體的個體。諾貝特·埃利亞斯在他的書中寫道：我研究足球，我以足球為例，但我的研究方法適用于所有體育運動。

諾貝特·埃利亞斯，把他稱為“20世紀社會學泰斗”，應該沒有什么爭議。他這本書《追尋興奮》的合寫者——萊斯特大學的埃里克·鄧寧教授，作為他的頭號擁躉，更是把埃利亞斯稱為“社會學家里的哥白尼”，意思是他如同天文學里的哥白尼，改變了社會學的根本眼光和研究方法。埃利亞斯生于1897年的德國，受了很好的教育。德國從俾斯麥時代以來，就是歐洲頂尖的社會科學重鎮，尤其出了多位社會學大家——西美爾、馬克斯·韋伯、卡爾·曼海姆，無不是著作等身、影響廣泛；然而，德國同時也出了希特勒和納粹黨，而埃利亞斯，很不幸，是個猶太人。

他離開得很及時：1933年納粹黨剛剛上臺，他就先去了法國，后來到英國。流亡的經歷很坎坷，特別是，當1940年英國和德國開戰時，埃利亞斯還被送進了一個關德國人的拘留營里住了一陣。一個流亡過來避難的猶太人，卻被當作德國人而遭到懷疑，這種事聽來荒謬，但在戰時可太正常了，例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也大舉監禁國內的日本人，把他們視為可疑分子。

切身的體驗加強了一位學者的思考深度。埃利亞斯的社會學理論里，“容納”和“排斥”是一對至關重要的概念，而這對概念，又和他關于“個體/社會”“歸屬/疏離”的思考密切相關。誰都知道，社會是由人類個體組成的，但人和其他事物不同：我們會把一群羊看作所有羊的總和，會把一杯水看作一滴滴水的總和；可是個體人組成的社會，仍是一個“個體的社會”，個體在其中有自己的訴求，自己的愛憎和意愿。

埃利亞斯說：個體在進入社會時，保持著脫離的傾向，社會在容納個體時，也保持著排斥的傾向。這就是人的特別之處。而羊群呢？即便真有彼此的傾軋，有小團體和疏離，也仍被視為一群羊——“被視為”是關鍵，他在1933年離開德國，在1940年遭羈押于英國，都親身體會到“被視為”這三個字的厲害。在你被歸屬的那個群體之外，并沒有人真的在乎你自己是否承認這一歸屬，并沒有人真的在乎你的“個體性”。假如羊群的內部有一位埃利亞斯，它一定更加感到“被視為”的焦慮。

1939年，埃利亞斯寫出一篇重要的論文，題為“個體的社會”，此文和他后來寫的另兩篇同主題文章一起，合為《個體的社會》一書。他在文中提出：“人們之間共同相處，這個秩序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同一年，他在英國也寫出了花費三年心血的大作《文明的進程》，其中多少回答了上述問題。埃利亞斯講，秩序的形成，有賴于個體一點點學習約束自己，尤其是克制個人的情緒，更多容忍，更多接納其他人與自己的不同。當約束內化，成為一種習慣時，秩序就一點點建立，社會即走向“文明化”。

這只是很籠統的概括，深究起來要復雜得多。但這里的關鍵在于，把社會結構—規范—秩序和情感克制聯系在了一起。《個體的社會》里有一段很有點詩意的話，可以說明這一聯系：

“我們不妨想想那涌動在某條大都市的馬路上的人流：大多數人互不認識。他們之間幾乎互不相干。大家雜亂地你擁我擠，各自都有自己的目標和計劃。他們來來去去，全都出于各自的需要。那么，他們還是某個整體的部分嗎？”

他繼續講，盡管單個人有全部的行動自由，可是混亂涌動的人流里，有一個秩序在發生作用，這個秩序是隱蔽的，無法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他坐在自己的桌邊進餐，躺在自己床上睡覺，就連那些食不果腹者，那些無家可歸者，都同樣是這個隱蔽秩序的產物和組成部分，這個隱蔽的秩序，為這種混亂不堪的情形提供了基礎”。

秩序意味著社會關聯，秩序的存在，前提是社會成員為了接受社會關聯，而克制自己的情感。吃飯、睡覺、流浪乞討，貌似人人自主，實則人人自我克制。二戰結束后，埃利亞斯長期沒有找到固定教職，但繼續在他所生活的地方觀察。年齡和閱歷的增長，使他越來越注意到，隨著社會分工的復雜化，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在社會中謀得立足之地，都必須過有條不紊、按部就班的日子，對情感的抑制更加內化。如果缺乏緩解，人們一定會在愈來愈強的單調感中，陷入情感呆滯。一個社會貌似趨于穩定，但其中個體的疏離感、脫離的欲望，都會增強并煎熬他們的內心。

個體該怎么辦？埃利亞斯的注意力涌向了一個議題：休閑。

1954年，57歲的埃利亞斯好不容易在萊斯特大學獲得了一份長期教職。他很緩慢地積累了一些支持者，他們都認為，埃利亞斯受到了不公正的忽略，他的生活和學術歷程，就是他所研究的“個體/社會”“容納/排斥”“歸屬/疏離”主題的最佳示例，他疏離于主流學界的視野之外，只有很少數人愿意成為他的門徒。

然而，在萊斯特，當埃利亞斯開始著手休閑方面的研究，并深入“體育社會學”之中，他就清醒地指出，這種研究需要“一定程度的疏離”，需要將視野擴大到體育教育、體育文化之外，而把“社會關聯”作為核心關懷。例如他說，和其他的休閑方式例如藝術不同，體育運動的設計需要處理一個中心難題：

“一方面，要完全喚起一種令人愉悅的興奮，對人類感受進行‘去控制化’，另一方面，要‘維持一套檢查’，以確保這種愉快的‘去控制的（de-controlled）’的情感仍然處于控制之下。”

這就是對社會和個體之間因體育形成的張力關系的一種精確觀察。書中還有眾多的論說，似乎是埃利亞斯給他的“文明的進程”理論找到的一種“落地”：他分析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分析英格蘭17~18世紀的貴族獵狐，它們相對于現代體育而言，構成了遙遠的起源或是不太遙遠的預演。但他又對“文明（化）”一詞做了厘清。他告訴讀者，若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昔日的競技體育絕對是“野蠻”的，可是在以往的社會里，人們本不需要像在今天民主化程度較高的社會里那樣，從兒童時期起就學著把自我約束、克制情感的要求內化在心。

埃里克·鄧寧服膺“文明的進程”，于是與埃利亞斯協作，完成了相關的論文并集成了此書。它在1986年發表，加上《文明的進程》的英譯本出版，年近九旬的埃利亞斯，才算真正確立了自己社會學大宗師的地位。榮譽都姍姍來遲，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作為一個長期“疏離”的個體，他無法決定自己“被視為”什么樣的人。長期的寂寞是必要的，所需的就是韌性。

《追尋興奮：文明化過程中的體育與休閑》

[德]諾貝特·埃利亞斯[英]埃里克·鄧寧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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