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代,根據大眾點評進行消費決策,已經成為了現代人類的本能。
我們可以通過點評中視頻、圖片和文字的結合,在腦海里形成對商品相對具象的想象。但唯獨有一種消費例外,那就是香水。
在過去,香水賣得好與壞,全得看香評寫得好不好,文筆夠不夠風騷;現在,即便進入了短視頻時代,推銷香水也得看文案跟演技——至于味道,消費者還是全得靠猜。
但一些事例證明,推銷香水似乎并不需要費盡心機。比如最有商業頭腦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于本月推出的Victory 47古龍水已經受到了消費者的大量關注。
有一說一,在人類的五感中最難以描述的嗅覺,作用總是被忽視。
人們總認為嗅覺只關乎生活的情調,卻很少意識到它對現實政治的影響。
廣告詞從來不只是推銷的技巧,它是一種價值觀的宣講。
在特朗普香水官網上,所有香水被強調的風格關鍵詞都是:力量、權力、精致和勝利,他們聲稱這些靈感來自“特朗普總統的歷史性勝利”,是獻給永不退縮愛國者的持久香氛。
不過,他的產品在香評網站Fragrantica的評分上卻得到了一切反面的評價:昂貴、留香短、女性化、味道陰柔。
“我猜這款香水噴起來一點也不陽剛,更會是氣若游絲,就像加班工作的加油站員工的味道,我相信他的留香水平,就像不能兌現任何一個政治承諾一樣令人失望。”
爭吵在點評欄中持續,支持者稱他是拿左派眼淚做的;反對他的用戶則聲稱,他生產的一切香氛,都有股口臭和爛橘子味。香評發展到這種程度,就不只是審美差異了,它印證了嗅覺之于感官政治的重要。
考慮到他出的香水設計,跟年初圈了不少人錢的川普幣用了同樣的視覺元素,人們自然可以把特朗普香水策劃,定義為宏大圈米行為的一部分。
但除了掙米之外,特朗普香水還隱藏著政治企圖,那就是打造支持者的味道,力求讓右翼聞著味就能找到組織。
就像小紅書用戶總是好奇日本街頭到底是什么味一樣,氣味是塑造群體認同感的關鍵要素,總能輕易喚起情緒和記憶。
憑借這種特性,氣味成了政客的好幫手,但特朗普可不是第一個把香味利用在政治運作上的人。
關于香氣與古代政治之間的關系咱們就不追溯了,就說說香氣之于現代政客的作用。
在特朗普之前,普京支持者、女性主義支持者以及奧巴馬支持者...幾乎你能想到的所有政治派別都推出過自己的香氛產品。
早在2016年咨詢機構TrendHunter就聲稱,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相關的香氛產品,會是未來的關鍵商業趨勢。
2008年,奧巴馬與希拉里香水
2016年推出的普京香水,《共青團真理報》報道稱這款硬漢香水收獲了俄羅斯女性喜愛,發售當天就賣出了100瓶
2017年推出的女性主義香水
雖然嗅覺是難以描述,但有實例證明,利用香氛策略可以有效提升競選效果。
根據韓國媒體《今日財經》的報道,在2007年9月韓國大選時,李明博的競選團隊就秘密推進了一個名叫“偉大韓國”的香氛助選項目。
這款香氛以強調希望、勝利和熱情的原料制作而成,聞起來像薰衣草,內部被稱為“總統的香水”。據回憶,該產品在當年競選場地里被大量使用。這種策略增強了選民對其的記憶,被視作李明博當年勝選的關鍵條件。
一些報告還指出,不同政治派系的支持者也有自己青睞的味道。
2016年,好事的美國個性化香氛電商品牌Scentbird,利用自己的40萬筆香水訂單和《紐約時報》給出的紅藍州劃分,總結出了共和黨和民主黨選民排名前五的產品。
他們發現共和黨選民,更偏愛以廣藿香和茉莉花為主的,氣味濃郁留香持久的香氛,代表產品是YSL的Black Opium。
而民主黨人呢,則更青睞以黃瓜、鈴蘭和蘋果為主的,氣味清淡爽利的產品,代表是D&G的 Dolce。
就像富豪家族出身的特朗普,選擇粗鄙的生活方式——拿膠帶貼領帶,用番茄醬就牛排吃飯以吸引目標選民的道理一樣,氣味對于政治運作亦是如此,一切你看起來只是生活習慣的小事和細節,放在政客語境下都會影響公民政治的信任。
對于政治動物來說,氣味和時尚不僅僅關乎宏觀輿情,也有關日常工作中的權威。
記者Olivier Beaumont在他的新書《愛麗舍宮的悲劇》中,就講述了法國總統馬克龍是如何利用時尚維持統治權威的:
“就像路易十四拿香水作為權力象征一樣,馬克龍也深諳其道,他每天都會噴灑‘工業量級’的Dior Sauuvage香水,雖然游客可能會被這股濃郁而精致的花香和麝香征服,但對于這的工作人員來說,這意味總統離他們不遠...這就像是標記領地,是他權力游戲的一部分。”
當然這不是馬克龍唯一的騷招,根據書中的一些其它論述,馬克龍還會讓助手準備一些丑陋的墨鏡,如果有人想跟他交談,他就會要求對方戴上這些墨鏡,再到花園交談:
“他可以通過選擇別人的外表,讓別人顯得滑稽,而他顯得泰然自若,這樣對談控制權就能在自己手里,這是一種故意制造不對稱的權力游戲。”書中一位部長這樣說道。
當氣味被政治化,它便不再局限于競選舞臺,而是滲透到社會結構的更深層 —— 成為劃分階級與種族的隱形隔離帶。
喬治·奧維爾在《通向碼頭之路》對氣味背后隱秘的階級性做過如此精妙的描述:
“西方社會階級區分的真正秘密,可以用四個可怕的字來概括:下等人臭。”
“只要沒有伴隨難聞的氣味,人類心智幾乎可以接受任何暴行、任何暴虐。種族仇恨、宗教仇恨,教育、性格、智力乃至道德觀念上的差異——這一切都可能被克服,唯獨對身體上的厭惡無法超越。如果一個中產階級的人從小就被教導說工人階級愚昧、懶惰、酗酒、粗俗、不誠實——這些觀念日后或許還有可能改變;但如果他從小就被灌輸‘他們很骯臟’的印象,那這傷害就是永遠無法挽回的。”
氣味與階級性的關聯,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果。
在啟蒙運動以前,無論東西方,自然氣味都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存在。
比如在17世紀的法國,對于上流社會來說,干凈的白色襯衫是身份的象征,他們洗澡的次數遠遠少于他們洗衣服的次數,也不會因為體味和污垢而嘲笑別人。但到了18世紀,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體味就成了新的歧視。
18世紀一幅諷刺蘇格蘭愛丁堡的插畫,諷刺他們當街倒糞的衛生習慣
19世紀的長安街甬路,所謂甬路就是因為道路中間積累了大量生活垃圾和排泄物,為了保持潔凈,用蓋土的方式來掩蓋,故而高出一截,那街頭味道你想想。
這種氣味與道德化的連接,是因為清潔思路變了,過去他們認為白色亞麻布跟空氣凈化機的濾芯一樣能吸附臟東西,只需要衣服就能完成清潔。
但到了18世紀末期,隨著城市衛生學的發展,以健康為目的的整改讓清潔概念深入人心,驅逐完街道的臭氣之后,就要驅逐個人身上的臭氣了。當上流階級開始接受以沐浴為主的清潔方式,體味也就成了區別他者的一項標準,富人體味整潔,窮人骯臟腐臭的概念也從此開始。
衛生革命帶來了生活方式的更新,同樣也帶來了新的歧視。
它始于階級生活方式,很快又演變成了種族歧視的一種。我們今天可以在19世紀的西方旅人筆記上,看見很多關于對各個地區原住民體味的鄙夷,這意味著氣味已經演變成了文明與野蠻的分割線,成了正當化侵略與歧視的理論基礎。
比如,在19世紀以前,歐洲人歧視猶太人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因為他們祖先殺害了耶穌所以靈魂散發著腐臭,這種對于氣味的形容是抽象的,是基于氣味屬靈理論延展而來的。
但到了19世紀以后,歐洲人則開始致力于通過生理科學證明猶太人擁有更多汗腺,所以散發臭氣是“下等民族”來正當化對他們的歧視,這便讓他們從現實生活中被去人化——沒有在生理上達到人類標準的人與野獸無異。
最善于利用這套氣味隱喻來進行歧視的,大概就是希特勒了。
同樣利用這套理論對侵略和歧視合理化的,還有二戰時期的日本。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開始大量接收西方近代的文化與技術,并在各領域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個人和街道的除臭也在其中。
在《洗澡與愛國》一書中,作者川端美季發現,洗澡在開始是日本明治政府現代化策略的一部分,也是民族主義的核心:
“日本明治時期開始塑造神國日本的民族觀,對于所有民族來說潔凈總是個好詞,洗澡就成了教化國民的指標,即成為健康愛干凈的國民,就能成為優秀的日本人...在最后這種潔凈感也被要求出現在精神層面,即舍身赴死是靈魂的純潔。”
在這樣的背景下,嗅覺成了日本人認為的文明分割線,也成了歧視的合理支撐,在一系列二戰日本士兵的回憶錄里,他們在侵略領土總會用氣味來描述當地居民。這種出于氣味的鄙視,自然演變成了對生命的漠視,成為戰爭暴行的內心邏輯。
氣味不是自然的,而是社會性最強的感官政治。
關于香臭這件事,我們總認為這是人的天性使然。但研究表明,我們其實是被教導去厭惡某些氣味的。
在1997年的論文《Body, Psyche, and 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gust and Morality》中,作者通過研究指出,盡管人類天生對苦味和酸味有基本的排斥反應,但“厭惡”的情緒是后天學習的結果,通常在兩歲或三歲時才開始發展。而在此之前,幼兒可能會將幾乎任何東西放入口中,包括模擬的狗糞。
今天氣味政治還在影響我們的現實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網約車司機臭的問題了。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發布的《2021年中國一線城市出行平臺調研報告》顯示了他們的工作狀態:網約車司機每日平均工作時間為11.05小時,每周平均出車時間為6.45天。
大部分網約車司機都是來城市討生活的人,為了節約生活成本,他們往往居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在早高峰任務的要求下,他們每周至少有三天要5、6點出門到熱點地區趴活,這意味著他們這幾天的工作時間要更長、也更疲憊,而身體的氣味就更沒時間打理了。
但除了我們能想到的工時、早高峰政策影響之外,可能還有一些更宏大緣由,就是“每天洗澡”這種個人洗護觀念,可能是改革開放后才普及的生活方式,就像所有國家的“去味革命”一樣,在更廣大的地區,鄉鎮居民的觀念是普遍晚于城市的。
的確,現代生活馴化了我們的嗅覺,干凈整潔是我們的倫理。但對于更多人來說,正常的體味也是他們的生活,這也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畢竟沒有任何一種觀念能一蹴而就。
還有被一再敘述的老人臭。
老人味主要由皮膚代謝產生的2-壬烯醛引起,年齡增長導致的代謝減緩、皮膚抗氧化能力下降是核心因素,但這些是可以通過清潔去除的。
但現在把衰老和臭聯系在一起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出于對衰老恐懼的污名化。
說到底,氣味政治也是身份政治的一種,人們厭煩弱勢群體的散發的氣味,是內心中本就懼怕衰老和失控。但被氣味批判的人,從某種意義而言是掉隊者,過于強調他者的不堪,只會讓群體間的仇恨不斷加深。
日本"加齡臭"產品廣告
在社會運作越來越精細的當下,忽視嗅覺的作用,相當于在數字時代堅持使用撥號上網——我們自以為掌控著現代生活的全部密碼,卻主動關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感知維度。
或許只有當水溫沸騰的時候,人們才能理解莎士比亞幾百年前在《哈姆雷特》里那句話的含金量: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fragrant or foul,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沒有什么東西本來就是香或臭,好或壞,是思想使它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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