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階段，美國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震蕩。在這一背景下，國際貿易如何構建更具有韌性的多邊合作？中國應該如何“化危為機”尋求破局之道？

在近日舉辦的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圍繞“新形勢下的國際貿易與投資”主題，多位重磅嘉賓共同探討全球經貿環境面臨的挑戰、變局與新機遇。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田軒表示，當前我國經濟可能面臨的問題仍是內需不足。提振消費的底層邏輯是讓居民有消費能力，還要讓老百姓敢消費，這就需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做好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工作，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

田軒建議，服務業、金融行業要逐步對外開放，當國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后，可以大幅降低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分散創新投資風險，同時提高公司的治理能力。需注意的是，步子不能邁得太急，要有序持續開放資本市場。

不確定性加劇

當前全球經貿環境正經歷深刻變革，不確定性加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首席代表馬歇爾·米爾斯認為，現在的高關稅使得公司處境更加艱難，對企業投資決策也有抑制作用。保護主義抬頭會延緩經濟活動，無法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市場資源，也減少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聯合國貿發會議投資與企業司司長、聯合國可持續證券交易所倡議主席李楠進一步強調，全球正處于“低增長、高債務、弱投資、貿易受到威脅”的狀態，全球多邊主義貿易失序、全球發展碎片化。

“從去年的數字來看，除了投資總額下降以外，項目融資下降得比較嚴重。”李楠透露，項目融資在推動基礎設施領域新建項目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對培育全球經濟增長動能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挑戰往往與機遇并存。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胡曉煉認為，當前國際貿易投資體系的重構，反而為全球南方國家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

在她看來，傳統貿易投資決策主要考量人力、土地等基礎要素成本，而當前決策要素已擴展至創新、制度環境、綠色標準等維度。近年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日益成為關鍵變量。制造業回流美國難度很大，因為在加工制造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美國競爭力不夠強大。政策的不確定性也對貿易、投資產生了極大影響。制造業還是要尋找成本更有利、關稅更低的地方，這恰恰是全球南方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優勢所在。它們有吸引更多貿易和投資在當地發展的機會。

打通國內大循環堵點

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中國如何“化危為機”？

“宏觀經濟可以減緩現在貿易沖突對經濟帶來的打擊，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因勢利導’。”馬歇爾·米爾斯指出。

在他看來，在目前關稅存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中國應該繼續加大財政支出，促進內需，并且增加整體社會保障支出，使中國經濟達到再平衡。

在結構改革方面，馬歇爾·米爾斯建議中國政府增加社保網絡，同時減低不確定性，不過度依賴產業政策，這些都能促進中長期生產力增長。

“當前關稅沖擊，我國前幾年提出的‘雙循環’格局和戰略非常具有前瞻性，特別是推進國內大循環對于應對當下不確定性顯得尤為重要。”田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打通國內大循環堵點，可以從三個角度著手。

第一，進一步建設統一大市場。當前在各地人員流動，資本、數據等要素流動方面還存在一些壁壘，需要打破地方主義、本位主義等錯誤觀念，實現全國一盤棋。

第二，要及時評估宏觀政策的有效性，重點考察政策在暢通國內大循環、幫助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提振內需方面的作用。若沒有達到效果，建議今年三季度到四季度，視具體需求，可以進一步對政策加碼，從而提振信心，給市場注入活力。

第三，繼續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對于暢通國內大循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應更好地支持民營經濟，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為民營企業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在新的形勢下，組織自身的強身健體、進化能力特別重要。”中興通訊首席發展官崔麗從企業的角度指出，組織既要有“免疫力”，所謂“免疫力”最為代表性的就是合規，合規本質是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和遵從；還要有韌性和彈性，供應鏈就是韌性的最好保障，同時要有增強鏈接外部資源的能力，擁有足夠大的生態圈。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貨幣體系也有望朝著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胡曉煉認為，一是會有更多的貨幣加入國際貨幣行列。實際上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本幣之間的清算現在越來越普遍，大宗商品的定價交易現在也出現了由其他貨幣參與的情況。二是對加密數字貨幣的重視，特別是服務跨境貿易、投資方面也有更多探索。三是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DR）的功能會不會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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